一个金色的秋天，地里黄灿灿，场院里黄灿灿，到处是丰收的硕果，刘军家的大喇叭也播放着丰收的喜讯。
只从有了电，刘军对收音机的研制，有了长足进展。他求刘强从县里买来电子管，把音量调得很大，喇叭挂在门口的柳树上，能听遍全村。社员们把这个痿在炕上的病人看做能人，觉得他能把千里之外的声音传到家家户户，是了不起的事情。也有人拿刘志和他比，说刘志白念了九年书，一点儿正用的也没学到。
大喇叭主要播社论，也播一些革命歌曲和新闻。刘屯人开阔了眼界，知道世界上还有亚非拉，那里的人民还在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我们要解放亚非拉，要把殖民者赶走。还要给与物质上的支援，让那里的人民过上和我们一样的幸福生活。因为我们都是无产阶级，我们吃得饱，穿得暖，就不能让我们的阶级兄弟挨冻受饿。
对这样的新闻和评论，刘昭义有异议，他说：“要说那、那里的人们挨、挨饿，我相、相信，非洲和拉、拉丁美洲的人不受、受冻，因为他、他们处于亚热、热带和、和热、热带气、气候。”刘昭义的话让马向春听见，马向春吓唬他：“再这样说我把你抓起来！”马向春见刘昭义害了怕，他又说：“你这话也就跟我说，让进步的人听到，汇报上去，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大喇叭还讲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虽然是纸做的，我们也不可掉以轻心。他们残酷剥削压迫本国人民，扩大贫富差距，还对外扩张侵略，杀害无辜群众，掠夺民脂民膏。修正主义又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穿一条裤子。
社员们对两个帝国主义穿一条裤子不理解，但对台湾穷得两个人穿一条裤子还是理解的。解释很简单，一个人穿裤子，没裤子的人呆在家里不就结了，轮换穿，提高裤子的利用率。
有时大喇叭也跑台，甚至跑到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去，那里有个和平与进步广播站，播出的东西都是反动言论。刘军发现跑台，立刻关掉喇叭，但是，还有人说他偷听敌台。
丰收年，社员们都喜笑颜开，而何守道却很烦心，不是因为他的工分儿少怕分不出口粮，也不是因为没有“马子”陪着他，而是因为他的皮鞋和毛料裤子经常被人借走。
年景好，刘屯的小青年儿都往家娶媳妇，相亲时总要穿得利整一些，特别是举行婚礼这一天，更不能穿得破破烂烂。人们把目光集中在何守道身上，因为全村里只有他有光亮的皮鞋和带裤线的毛料裤。
羊羔子的媳妇长相平常，身体却格外粗壮，村里都说这个姑娘好，可以挣男劳力的工分儿。结婚前五天，羊羔子从何守道那里借来皮鞋。
他脚大，皮鞋穿不上，用鞋拔子勉强把脚送进鞋里。脚疼得厉害，但他心里很美，走到人前时，还故意迈着方步。
媳妇娶到家，他还不舍得送还，气得何守道来他家催要。拿回皮鞋后，发现皮鞋被撑得走了形，这让他心疼了好几天，并声明借鞋前先要量脚，还要收报酬。报酬是何守道亲自制定：每借一次皮鞋收二斤高粱米，借一次裤子收五斤玉米面，而且只限穿三天。何守道这样说：“乡里乡亲的，我不是稀罕那点口粮，而是借此控制一下借穿的人们。我的衣服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借你们娶媳妇穿，你们就应该经心点儿。”
何守道没有给刘辉找来女人，连他自己的“马子”也溜得无影无踪。从那以后，他也没出远门儿，在队里挺出力，挣壮劳力的工分儿。今年分值高，他扣掉口粮款后还能分得几十元钱。何守道放出风，要找一个本份的女人过日子。三里五村的姑娘没人敢嫁他，连个提媒的也没有。晚上睡不着，他仍然独自望房檩，烦心时嘴里也哼哼，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哼哼的是啥内容。何守道仍然琢磨来钱道，但他想改变以前的做法，打算试一试用力气换钱。
他找到一个挖电线杆坑挣现钱的好差事。
原来给水口排灌站送的电，只够建设施工用，无法满足八台大型水泵的用电量。在排灌站土建施工的同时，电力部门也在架设四万四千伏的高压线。挖电线坑是累活，全部包给附近的农民。挖一个电杆坑是一元五毛七，要求上口宽一米，长一米五，深一米六，下口要求不严格，能放进电线杆就行。何守道揽下挖五十个电杆坑的活，一个没挖成，就打了退堂鼓。他找到刘志，把五十个坑免费转手，并且强调：“这可是挣现钱的活，别人闹不着。我是看你哥哥挺不错，才把活交给你，你最好和你哥哥挖，别让肥水流入外人田。你和别人共同挖我也不管，反正我不喜得干这种累活，等哪天我再出去跑一趟，轻轻巧巧地就把钱拿回来。”
刘志参加中考，分数拿了第一，但仍然被拒在上一级学校的门外，而辛新则轻松地考上了高中。在母校看榜时，刘志遇到同样前来看榜的辛新，刘志没敢抬头看她，抹着泪往家走。辛新在后面跟，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刘志甚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