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升了成份，后来经过甄别，又恢复了上中农。”
候胜脸上的笑荡然无存。
鲁卫军指责“老连长”：“谁让你说话了？没让你说你就别说，影响外调谁负责？”
候胜看了鲁卫军一眼，眨着灰眼睛说：“他想说就让他说吧！”
鲁卫军问：“你叫什么名字？”
“刘宏祥。”
候胜的灰眼睛盯着“老连长”，沉着脸问：“刘宏祥，刘宏达，你们是哥们儿吧？”
“老连长”看不惯这个装腔作势的黄脸瘦男人，大声说：“就是一家子哥们，又咋样？是吴有金让我来的，不然我早该睡觉了，既然让我说，我就说实话。我活了五十多年，不会巴结权势整那些外五六。”
候胜非常不满“老连长”，歇斯底里地说：“我们是代表组织来外调的，你必须耐心接受询问，组织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高于家族私情。你要如实说出刘宏达的真实历史，这是对革命负责，也是为刘宏达本人负责！”
“老连长”起身舀了半瓢凉水，喝下肚，说出的声音很响脆：“我说的话我负责，谁来调查也不变。刘宏达比我小，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在刘屯没干过什么坏事。他家升成份，那是一些人瞎整，升的也不止他一家，后来都落下来了，是经过大队，公社批准的，大队书记兰正经的手。”
马文心里说：“这都是兰正办得屁事儿，升成份他在场，落成份他倒挺积极，革命口号喊得挺响，动真格的又是两面光。”但是，马文没敢把这句话说出口。多次的政治运动让他多出个心眼儿，在公开场合，绝对不能说领导的坏话。
候胜又把“老连长”询问一遍，得到的材料和刘奇提供的差不多。他和鲁卫军把马文说的话认真整理，觉得没有多大用处。唯有马文提供的线索很重要，两人决定第二天到学校去调查。
候胜和鲁卫军刚走，马向勇和马文就去了吴有金家。马文进屋就嚷：“姐夫，你真是，调查刘宏达了，你还往后缩，咋不说两句？我看你还是不恨刘强，舍不得往死整他。”马文见吴有金只抽烟不吭声，他又说：“那小子把你害啥样了？踢过你儿子，又把你打得半死，领着你闺女钻草垛，把你闺女整到大街上丢丑。一个地主崽子就敢这样欺负你，你还在刘屯呆不？”
吴有金大声说：“你说点儿别的行不行？以后别提那个王八蛋！”
马文坐在炕沿上，讪不搭地说：“不是提不提的事，不提他你就能静心？我看今天是个机会，如果咱们都说刘宏达有历史问题，让外调的记上，回去准整他。把刘宏达整成和刘晓明一个样，那刘强还敢在村里耍横？给他八个胆儿，也不敢缠着咱小兰。”
吴有金把烟灰磕在炕沿上，对马文说：“算了、算了，今天调查你，该说的你就说，没人堵你嘴。”
马文想挤出一点儿笑来讨好吴有金，没笑出来，形态更卑劣，瞅着吴有金说：“我怕个屁？该我说的我就说，就他妈老连长打岔，这老家伙不是好鸟。”马文又说：“姐夫，我不是埋怨你，人家矿上来调查，就是想整刘宏达。你派谁去不好，偏派老连长，他说的都是屁话，一句揭发的也没有。”马向勇问马文：“你向外调人员都说了啥？”马文压低声音：“我是没说刘宏达的好处，连升成份都告诉了那两个人。”
向外调人员说的话，马文又向马向勇陈诉一遍，马向勇听后，摇着头说：“三叔，你提供的东西是不少，缺少实质性，作用不大。”
马文不服气，大声吼：“我说的没有用，还啥有用？说他杀人，你得把死人拿出来。实质性，屁！我的话就是实质！”
马向勇在地上晃，边晃边说：“三叔你别急，听我给你解释。虽然这两个人拿回去的材料不算重要，但是他俩还会来。矿上既然来人外调刘宏达，就不能轻易放过他，不弄出个说法不会罢休。再来调查，我们把实质性的东西拿出来。最好让吴大叔去说，一个队长的话比十个社员说的还要有份量。还有，让外调人员拿回去的材料必须能做阶级定性。比如说刘晓明当过保长，他就是反革命分子，当过宪兵和当过国民党连长的都是，特务也能挨上。刘宏达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又有文化，不可能一点儿把柄也没有。现在搞阶级斗争，能沾边就往上挨，实在没有，也可以编一些。矿上那边也愿意要这方面的材料，咱们两下一合，事情就做成了，刘宏达连喊冤的地方都没有。”
听到马向勇的提示，马文想起一件事，急忙说：“哎，我想起来了，刘宏达把孙广斌从日本人手里要回来，那可不是简单的事，这家伙肯定通日，很可能是潜伏下来外国特务，要不就是台湾特务。矿里来查他，他就不是好东西。刘宏达还在省城做了几天工，手指掉了一截，那屁事儿不一定真实，我看是当了汉奸，被八路军武工队崩掉的。”说着，马文拍了拍脑儿，露出后悔的模样，又说：“这他妈屁事儿整的，吃屎都赶不上热乎，刚想到，这两个人就走了。”
马向勇露出阴险，狞笑着对马文说：“别着急，走了还会回来，重头戏都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