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人身权利，不准老百姓说话。我们生活好了，一定要珍惜。可是，阶级敌人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将该死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呆在台湾，国内敌人每时每刻都在搞破坏。世界上还有一只纸老虎，那就是美帝国主义，虽然是纸的，也会咬人，我们要百倍警惕。”兰正看了看手中的空酒盅，故意把酒盅底朝上，以示酒喝得干净，讲话也有份量：“今天，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以前那个苏联老大哥变坏了，修正了，和老美穿一条裤子了！”
马向春问：“这么说，再讲苏联大鼻子就没人管了？”兰正笑笑：“没人管、没人管，叫啥也没人管。不过吗，苏联的人民还是好的，我们不必骂人家。”马向春说：“其实刘占山讲的大鼻子，属实干过坏事，没少祸害咱中国女人，我都经着过。上边管得严，咱就不敢说。刘大白话的嘴缺个把门的，差一点儿捅篓子。多亏他当过逃兵，脚底抹了油，溜得倒挺快。”兰正说：“以后不用怕了，也不用叫他老大哥，就叫他修正主义。不过嘛，也不能啥都讲。不能说外国**害咱们女人，也不能说咱们女人和外国人耍贱，损害半边天的形象也会犯错误，拉扯到纲线上，那也了不得。”兰正忽然想起什么，赶忙说：“我忘了一件事，一会去趟刘军家，别让他再摆弄什么戏匣子。听说莫斯科台挺冲，如果进到戏匣子里，那就是偷听敌台，犯了这种事，可不是一般的罪过。”刘奇说：“刘氏刚才还在东屋吃饭，刘军来不了，大小伙子病得出不了门儿，怪可怜的，他摆弄戏匣子也是为了解闷儿。一会儿我去一趟，把大队领导的指示转达给他。你刚才是不是提到办学的事？”
刘奇对办学的事非常感兴趣。
他在外面闯荡半生，知道没文化的艰难，希望刘屯有所小学，让村里的孩子都识字，到外面才不致发蒙。还有一个观念深深地扎根在刘奇的头脑中，那就是办学者的贤德，他觉得这代人把学校在刘屯办起来，会被刘屯的后人传诵。
兰正想给大家讲讲办学的伟大意义，但看到桌子上盛血肠、肉片的盘子快要见底，吴有金又一个劲儿地给他倒酒，他觉得在这种场合不能再拖延时间，便把话切入正题，问吴有金：“办学的事，你们准备得怎么样？”
吴有金被问愣，心里琢磨：“你兰书记只不过说要办学，也没具体安排呀！这事压根儿就没人去做。你问我准备怎么样，我问谁？”吴有金回答：“八字还没一撇。”兰正笑笑：“不是八字没一撇，我看你们没把办学当回事，在哪盖校舍，你们都没想。”
为了提高吴有金、刘奇对办学的认识，兰正不得已还要做做两位队长的思想工作，他说：“我们党历来重视知识，抗战时期就办了抗大，培养了很多大学生，为抗战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解放初办扫盲班，就是让广大革命群众都识字。有了知识，大家不再受地主资产阶级的欺骗，知道社会财富是我们劳动者创造的，和剥削者和压迫者做斗争，理直气壮地夺回和捍卫我们的劳动果实！我们在刘屯办小学，就是让刘屯的孩子都有书读，跟我的大儿子一样，也能念大书。”
兰正每提到儿子，总会兴致勃勃，话也多：“你们到城里看一看，看看那里的大烟囱，把你们刘屯的房子摞一起也没它高。怎么立起来的？那得有学问。我们办了学，以后咱们的孩子都有学问，我们不但要立那么高的烟囱，还要盖那么高的大楼，**大厦用我们和我们下一代的双手建成。”兰正把目光转向吴有金：“我还得批评你吴队长，你的思想太守旧了，太落后了，那是不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在前进，你也得前进，不进则退，落后就要挨打。”
吴有金一愣，没反应过来“挨打”是咋回事，心里说：“新社会不兴打板子，这兰书记怎么说出这种话？”又一想：“可能是政治宣传，说是打，不一定动真的。”吴有金看看刘奇，他说：“要说盖学校，小队的东边有地界，盖几间房没问题，还能圈个院儿。这地方挨着小队，出点儿啥事也能有个照应。”
兰正喝下吴有金送过来的酒，脸上洋溢微笑，他批评吴有金：“你这个老顽固，不用鞭子赶你是不会往前走，这不啥都解决了。”又明确指示：“一开化就盖校舍，到时候必须开学！”
兰正说得挺轻巧，具体实施起来问题很多，吴有金看看兰正，然后把目光落在刘奇身上。
刘奇说：“兰书记，我不怕你不愿意，办学校可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盖房子得有檩子，房间大还要用过梁，还要准备桌椅。木料怎样整，做多大的黑板，这些东西现在就得筹备。一开春就是农忙，抽不出人手，如果再不抓紧，我怕到时候开不了学。”
听了刘奇的话，兰正没有不愿意，而是觉得很顺耳。他大声说:“你这个刘奇，把我这个书记看成小心眼儿了，只要提得对，我还能不爱听？刘奇提得问题很有价值，还是见过世面的人，说出的话有板有眼。我看这样，你们刘屯管事的都在场，咱们就把办学的事情落实下来，也不要再开大会了。上边也指示，问题要在基层解决，不要开没完没了的大尾巴会，做八股文章。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