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达所在的学校离家远，从贺家窝棚坐火车有三站地。 他回到学校，学校领导还在征求批判意见，很多教师已经预感到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全都缄口不言，刘宏达面对精心写好的书面材料，变得很彷徨。人生中的几次打击，使他不得不瞻前顾后地去思考。他怕领导在材料中挑出严重的政治问题，毁了自己不算，更主要的是连累整个家庭。如果不把材料交上去，又白费了自己的心血，也错过了大好时机，自己的冤屈也就永远无处诉说。刘宏达狠狠心，把材料中的敏感语言删掉，怀着忐忑的心情交了上去。
刘宏达先是希望他写的东西能被领导过目，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后来又怕被领导揪辫子，幻想那些带有批评的文字在没亮相时就进入历史的垃圾堆。
形势的变化出乎意料，所有提意见的人都受到处罚，意见尖锐者被戴上右派帽子。帽子虽然不大，却被开除公职，重者蹲进监狱，轻者和四类为伍。正当刘宏达惶恐不安时，等来一个处理决定：“该同志思想有右的倾向，不适合教育工作，遣返回乡，待思想改造后再用。”
虽然刘宏达有思想准备，但是，没想到处理的这样重。他低着头回了家，整天不出屋，眼巴巴地熬着日出日落，痴呆地改造着不合时局的右倾思想。麦子拔完了，高粱长出了苞蕾，刘宏达也没等来“再用”的通知。他的心情非常烦躁，曾经读过四书五经的教书先生，在家里骂起老婆孩子。
时间是最好的磨练，刘宏达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细一想，感到后怕。比起那些戴帽的右派分子，他又感到庆幸。右倾思想需要改造，革命者并没把他从人民内部踢出去。
刘宏达不知道，他没当上右派分子是亏得学校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把一些有思想情绪的人清出教师队伍。很多学校都这样做，客观上使很多刘宏达这样的人免遭更大的劫难。
在家憋闷了半个夏天的刘宏达到队里出工，由于对农活生疏，还赶不上半拉子。队里给他记半个工的同时，马向勇等人又追溯到土改，说刘宏达的成份定得不合理，半拉子不能视为整劳力，如果当时把刘宏达当半拉子计算，他家最低也是个小地主。
说归说，宣扬归宣扬，马向勇和马荣还没能力推翻土改的结论。但是，阴湿的风能推来乌云，刘强和父亲都感到巨大的压力。
刘强在队里干得很出色，每项农活他都抢在前头。马向勇向叔叔们许诺整治刘强，只可惜找不到刘强的毛病，他在背后偷着骂：“小狗崽子，没几天欢实，现在的四类又多个小弟弟，变成了五类，增加到六类时，就把你归弄进去。”
还没到割草的季节，农活不是很忙，社员们利用这段时间割柳条。把撸掉皮的柳条交给生产队，吴有金计件给工分儿，湿的白条一百斤为一个工。
刘志放暑假，帮哥哥割柳条，哥俩很快就完成了工作量。刘强到瓜地向看瓜人王显富要了一个烧瓜给刘志，让刘志帮他把百十斤的一捆柳条搭上肩，哥俩开始往村里走，走出不远，碰到吴小兰向瓜地走来。
吴小兰以买瓜为借口，实则背着父亲来迎刘强，当然，也尽量避开村里的任何人。
马向勇告诫吴有金管住吴小兰，吴有金以命令的口气不让女儿和刘强接触，方法很简单，态度很粗暴。吴小兰不敢顶撞父亲，又不能把自己的感情世界展露给父母，只想再隐蔽。然而感情就像燃烧的火，越挤压，能量就越需要释放。
吴小兰不想成为刘强的恋人，只想永远成为他的小伙伴儿。小伙伴儿间可以自由玩耍，父母看着会开心地欢笑。恋人则不然，不但承受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而自己内心泛起的波涛也像内压一样撞击着，膨胀着，和外压共同作用在还未成熟的心灵。有辛酸苦辣，也有甘甜。吴小兰不想长大，她想留住童年，又明知做不到。时光在催人奋进的同时会毫不留情地抹去过去的美好，留给吴小兰的是童年的回忆。
战争还未结束，黄岭小学的教室里传出孩子们的读书声。教室极简陋，是三间失去主人的土房。教师只有两名，一名是八先生，一名是刘宏达。两位孩子王敢在炮火硝烟中挥鞭执教，是他俩都要养家糊口，而共同的本事是用教书换取粮食。
刘强背起书包上学，吴小兰失去最要好的小伙伴儿。闷闷不乐的女孩喜欢独自站在村头，太阳升起时，看着刘强上学去的背影，晚霞时迎接刘强欢快的笑容。刘强告诉她：“上学很好，能学到很多知识，老师不打学生，还教育学生不要打架。”
吴小兰回家抱住母亲的腿，哭着相求：“妈妈，我想当学生。”
母亲不愿让女孩子去三里外的地方上学，把责任推给父亲：“我说了不算，你去问你爹。”吴小兰缠父亲，父亲同意了孩子上学的要求。
王淑芬站出来反对：“一个女孩子，出个差错怎么办？”
吴有金说：“她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