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三米高、一米半宽的画布被苗丰挂在了墙上，他在上面涂满了深深浅浅的褐色油彩，只留下了少许的空白，空白处是两个人和一个悬棺的轮廓。苗丰站在这片褐色前足足端详了两三天时间。这是苗丰第一次操作“纯”油画——他从前的作品虽然很像油画，但里面夹杂了太多的元素，有国画的成分，有版画的成分，还有一些元素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几乎没用过“画刀”，也根本不去用“拉”、“擦”、“砌”、“刮”等技法。他想，当初韩明伦老师给他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老苏联的油画教程，而他从来都是抱着批判的态度进行学习和创作，从前那些画的信息量的分量远比绘画技巧的分量重，韩老师也一直默许那种并不“纯粹”的“折腾”。这次，苗丰想“回归”。
赵元红每天下班后都会在画室里安静地陪苗丰一会儿，每个周末都会和苗丰一起去郊外的学校接苗营和巴巴老爹回鸳鸯街住两天。赵元红觉得相夫教子是很惬意的事情。十一岁的苗营一直没能开口叫“妈”，却把“阿姨”叫得很甜。
“十二，你说要是我们这里也发大水了，我们怎么办？”赵元红搂住苗丰问。
“胡说，盐川从来就没发过大水，这是山区。”苗丰说。
“山区也有山洪暴发啊。你说，我们怎么办？”赵元红还问。
“什么怎么办？抗洪抢险啊！”苗丰说。
“我是说，我们的好日子就一下子没了，那可怎么活……”赵元红说。
“胡思乱想。”苗丰说。
1998年，水灾成了全国百姓的话题。上海的海潮艺术沙龙给苗丰打来电话，准备拍卖一些艺术品支援抗洪救灾，苗丰拿出两幅作品快递到上海，拍出的五万元全部委托上海方面捐献给了灾区。很有处事经验的民政部门把烫金的捐献证书直接寄给了盐川县文化局，苗丰的名字再一次被各级领导提起。
这时，乔春兰已经为自己在爱情方面的莽撞付出了代价，她无法开展艺术馆的工作，只好辞职回家。盐川艺术馆就像一堆废墟，只剩下了门房里的看门人。这幢1950年代的砖木建筑没有人气，越发显得破烂不堪。县文化局有人提议让苗丰来接管艺术馆，刘书记找到苗丰想听听他的意见，却被苗丰一口回绝。
“让它脱离体制吧，放在那里，永远是你们的心病，但我不可能去接管艺术馆，我不想再进入体制中。”苗丰说。
“你有没有好主意让它活起来？”刘书记十分诚恳。
“你们应该把它承包给艺术家们，让他们自己经营，让艺术馆变成盐川的风景。”苗丰说。
“盐川可不是上海啊。”刘书记说。
“盐川有二十多位画家，有十几位出名的诗人，有很多古乐研究者，还有不少民间艺人，把这些人集中在艺术馆里经营，完全可以。盐川的百姓需要一个文化娱乐场所。”苗丰说。
苗丰的话让刘书记想了很久，他为了这件事专门开了会，并制定了若干对外开放的“条例”登在报上“招贤纳士”。
在酝酿了半个月之后，苗丰终于在新画的空白处添上了内容。那是一对新婚夫妇，他们穿着结婚礼服，从悬崖上顺绳而下，新娘拿着一壶茶，斟在放置于悬棺上的一个陶碗里。新郎一只手紧紧抓住绳索，另一只手紧紧抱住新娘，新娘的白色长裙随风飘荡，和新郎的燕尾服交织在一起……
苗丰把这幅画画得十分精细，绳索的罗纹、一对新人侧脸的神态、陶碗的花纹、悬棺木板的风蚀、峭壁上的花草……几乎把色彩、明暗、线条、肌理、笔触、质感、光感、空间、构图等多项技法全部用上，他好像在下意识中熟练驾驭那些油彩，随自己的感觉一层一层上色，或透明，或覆盖……
“真像一幅摄影作品！”赵元红说。
赵元红是第一个看到这幅画的人，这个不懂画的女人，竟被这幅画感动得泪眼婆娑。
“这幅画叫什么？”赵元红问。
“鸳鸯茶。”苗丰说。
“我在里面看到爱情了。”赵元红说。
“我是想把现在的爱情和僰人的爱情通通电。”苗丰说。
“僰人的爱情可有点血腥。”赵元红说。
“我祭奠祭奠他们，就为了不再那么血腥。爱情里本来就不该有血腥味。”苗丰说。
《鸳鸯茶》完成的那一夜，苗丰和赵元红都没怎么睡觉。两人就坐在画室里，看着画上的新人和悬棺，对饮着自己冲沏的“鸳鸯茶”。赵元红轻声轻语地分析苗丰的作品，觉得画上新郎的手代表了责任，一只紧攥绳索，保住的是生命，一只紧抱着新娘，保住的是爱情，新娘斟茶代表的是对爱情的虔诚。她说苗丰画出了一幅伟大的画，是因为他们的结合才产生了这幅画，这幅画价值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