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你昨天几点去的公社？”马碎牛一脚跨进大队部，开门见山地问大队长。
“咱俩是你有表吗还是我有表？还‘几点’去的公社！少给我绕弯子，你到底想问啥？球大个娃给我耍怪呢！鸡娃还想给老鸡踏蛋？”
马碎牛后悔不迭，这二年把赵俊良常说的时间语言听的多了就说顺了嘴。问错了话，难怪‘狼剩饭’讽刺他。现在不但啥都没问出来，还让‘狼剩饭’一个反问逼到了死角。
马碎牛单刀直入：“你是我大伯，我咋敢给你踏蛋呢！我想知道你是啥时候去的公社，我好推算是谁去揭发吴道长的。”
“那我就更不能告诉你了，”大队长格外严肃地说，“啥事都有个原则。我是**员，有为党的事业保守秘密的义务。你回吧，不要问了。”
“那好，你要给我打官腔我也就不叫你大伯了。大队长同志，从今以后我把眼窝睁大，只要马跑泉村干的事有一点不符合政策、只要马跑泉村的干部有一点做的不像个**员，我就到公社举报去呀。谁官越大，我就把谁盯的越紧。反正我除过上学，怂事也没有；我手下又有几十碎娃——谁让我是娃娃头呢——我让他们不分昼夜把全村干部监视起来——他谁就别犯到我手里！”马碎牛恶狠狠地说完话，两眼毫无惧色地直瞪着大队长。
大队长气得浑身打颤。骂道：“你妈的劈，马垛咋生下你这狗东西？你简直就是个强盗、土匪、无赖、流氓！你越长越不像话、一年比一年瞎。才多大吗，就威胁干部呢？以后还不得杀人放火？——马跑泉的事还轮不到你管呢！”
马碎牛并不生气，他不屑地回骂：“狗才想管马跑泉的事呢！球大个官，你以为我能看上？就村上那一点事，我拿脚拨着都干了，还用得着两面三刀、口蜜腹剑、欺上瞒下、费尽心机！来问你是把你当了个人物、给你些面子，你还以为我们查不出来？在我跟前充高干呢！‘有义务为党的事业保守秘密？’说的伟大，让人骗了都不知道！连公社干部在内，一群瓜怂！实话告诉你，真正识破吴道长的就不是去告密的那个小人！”
“狼剩饭”愤怒之极！随手抓起桌子上一把水壶——他接受苜蓿地那一战的教训，放弃了活擒的奢望——听到马碎牛话里有话，那水壶就没有飞出手。他按着水壶的手在发抖，胸膛起伏的像蚂蚱的肚子；他强压着怒气，低声问道：“是谁？”
“你也有求我的时候？”马碎牛反唇相讥。“是俊良！一年半以前我让马蜂蛰了以后他在我家窑里说的。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留意吴道长的一举一动，就是没有抓住他的特务证据罢了——不知道是哪个狗日的想抢头功，私下去了公社！”
大队长的情绪稍有平静。但他一言不发，似乎在想什么事情。
“你走吧。”他的手离开了水壶。
“那你到底是啥时候去公社的？”马碎牛坚持要问出个所以然来。
“回去问你大，他知道。”
马碎牛沮丧地离开了大队部。他不明白为啥越来越看不惯大队长的作风？他也不明白为啥他和大队长之间就不能好好说话？他发现，在和成年人打交道时自己很少成功；而赵俊良却越来越得到大人们的重视。他反思后得出了结论：错不在自己，所有的错误都在“狼剩饭”那边、在大人们那边。至于和赵俊良之间的差距，他归咎于自己嘴笨——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比赵俊良一个人嘴笨——这是他唯一承认的缺点。
他转身回家了，他决定态度和蔼地去问马垛——他不能再失败了。
马垛只说了一句话：“是大队长管我还是我管大队长？我咋知道他啥时候去的公社？”
马碎牛挤出一丝笑容再问：“那他是啥时候通知你开会的？”
马垛轻蔑地看他一眼就再不理他了。
“谁是告密者？”这个问题虽然是马碎牛的首要问题，但它最终却成了一个悬案。
一九六四年春天，马跑泉村来了“四清”工作组。
一行四人，一个被称作“王科长”的人是组长。
工作组一进村就密不透风地召开各种各样的会议。宣传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大内容。王组长还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封帐、查帐，不但敦促干部主动坦白自己的问题——看他的神气好像对每一个干部的四不清问题都了如指掌——还号召全体社员积极揭发干部们的四不清现象。
“他大哪个驴仔蛋，城里的干部又开始折腾农村了。”
大队长和一队队长马垛首当其冲，成了四清运动在马跑泉最早的牺牲品。
大队长的罪名多不胜数。政治上的错误是欺瞒前工作组干部归书记、迎合落后的封建势力，掩藏了马跑泉的石碑。除此之外，还多次关切地到公社去询问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