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西瓜？到那儿去吃西瓜？”想到沙甜的大西瓜，他的口水泉涌般充盈了口腔。
“你不要管，跟我走就行了。”马碎牛说。
去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赵俊良随着爷爷来到北门口的一个西瓜摊前。这是城里一个较大的西瓜摊，西瓜贩子年年都在这同一个地方摆摊。就是这一次邂逅，使得赵俊良见识了诸多品种的西瓜。原来西瓜不但大小、形状和颜色各有不同，就是杀开后的瓜瓤也让人目不暇给。有红瓤的、有黄瓤的，还有白瓤的。有沙瓤的、有水瓤的还有肉瓤的。有黑籽的、有红籽的，还有白籽的。有大籽的还有小籽的。有大个的还有小个的。有皮厚的还有皮薄的。有一刀能切到底的，还有见刀就炸口子的。要说起西瓜皮的色彩那就更加令人眼花缭乱了-----
“往北拐。”马碎牛说道。
人群折而向北。这些平时极尽张扬的男娃越往前走神情越是紧张，越往前走说话的声音越小，越往前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越往前走那细小的腰就越弯越低。
赵俊良感觉到气氛不对。
马碎牛选择的这条路线是他曾经走过的一条路，这条路的端头有两片瓜地。靠东边的是梨瓜地——城里人是把梨瓜叫做甜瓜的——而靠西边的就是五十多亩的一片西瓜地。他突然意识到马碎牛那慷慨的许诺其实是一次即兴的偷盗宣言。这种行为因为人数上的差异极有可能酿成一次抢劫甚至会演变成一场失败后泄愤式的破坏。赵俊良心情沉重。他不明白：面对偷盗这种可耻行为，为什么没有人反对？不但如此，而且个个都喜不自胜地积极参与？
他喊住了马碎牛也叫停了这支几近匍匐前进的队伍。
马碎牛疑惑地问：“咋了？”
看着这些天真地盯着他看的询问目光，赵俊良心里非常矛盾，但他还是下了决心。他斩钉截铁地说：“我们都是学生，不能偷盗。”
马碎牛紧张的表情突然放松了，挺直了腰，不以为然地说：“咳，我当是啥事呢还值得你叫停。这事我们经常干——这也叫偷盗？校长兼班主任屈老师去年春天半夜三更一个人去偷苜蓿还不是让人逮住了？结果怎样？他还不是老师？他还不是校长？他还不是给我们讲‘德智体’的大道理？——就没人把这当个事！”看到赵俊良并不以为然，马碎牛继续开导他：“去年秋天，咱马跑泉一块玉米地被人一夜之间掰了个干干净净！我大气炸了，说是隔壁兴平人干的，他二话不说，连夜晚把全队的社员集合起来——连我们这些碎娃也被他征用了——一人一个背篓，半夜后钻到兴平那边的玉米地里，掰光了他们两大块地。今年春天，二队几十个妇女蹲到我一队的地里抉苜蓿。我大领人把她们包围住，全都给逮了。我大笑嘻嘻地一人骂一句就把人放了，留下的苜蓿全队一分，连吃了三天。我大说，只要是偷吃的就不算偷盗，只是把人饿极了才干的，是没办法的事。没办法的事都不是坏事，都理所当然地能被原谅。咱今天也是同样。谁都没吃早饭，大家又都想吃西瓜，这就是没办法的事。还有，咱吃的是马跑泉的西瓜，又不是豆马村的西瓜，咋能叫偷呢？我问你：你想不想吃西瓜？”
“想吃，但不能偷！”赵俊良坚决地回答。
秃子急了，插嘴说：“不偷就没得吃！”
怀庆连忙更正秃子的错误：“这就不是偷，是拿咱自家的东西——是拿。”
“这就是偷盗行为。要去你们自己去，我直接回家。”赵俊良态度更加强硬了。
赵俊良以退出摔跤比赛相威胁，这让马碎牛很是犹豫。
大大小小的男孩们索性全都坐在地上，大多数人没有主意，只是消极地等待结果；也有几个人的脸色并不友好，瞪着眼看赵俊良怎么办。
赵俊良想到几天前的一个下午，自己跟随爷爷到北塬上挖药，路过西瓜地时，看到瓜地里只有一个席棚和一个人字形的简陋窝棚。唯一在此劳作的人是一个戴着一顶破草帽，顶着大太阳蹲在地里辛勤忙碌的山东“瓜客”李师。他的肤色已经不是小说家惯常形容的什么紫铜色了，而是实实在在的黑色。精赤干瘦的脊背上满布着珍珠一样的汗水，每一粒汗珠上都折射着太阳的光芒。他熟练地一边用瓜铲翻土压蔓，一边打去那多余的岔蔓。在他周围，沿着瓜畦一串串瓜秧整齐排列。那些脉络清晰、绿白相间的酷似枫叶的西瓜叶子在午后的微风中成片地轻轻掀动。每条瓜秧上都结着一个篮球大小的花皮西瓜。这些西瓜一个个沉稳、骄傲、安静，与欢快跳跃的绿叶共同构成了一片一望无际的美丽图画。
西瓜已经褪去了幼稚的白毛，瓜蒂和前端形成了两个肚脐般的深窝。赵俊良知道西瓜即将成熟了。但那个满脸堆笑的山东“瓜客”李师却并不请他和爷爷尝一尝。虽说西瓜销售后的收入是瓜客和生产队三七开，瓜客也是对生产队承诺过不能私下请人吃瓜的，但赵俊良认为出于礼节也是应该客气一下的。
李师对于自己甚至不能说句客气话也显得有些尴尬，只是嘿嘿地傻笑；没话找话地问了一句：“这是上那儿呀？”爷爷就和他寒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