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不需要批准，只要造反就行。
冯文彬天天为胡德平打洗脸水，为他洗脚，深得胡德平喜欢。反正现在不读书了，脱产闹革命，于是这胡德平花天酒地起来。他的逻辑是：天下是他的老子打下的，他们不享福谁享福？自古以来就是打天下坐江山。
凡是胡德平提倡的，冯文彬同志一概赞同。
凡是胡德平需要的，冯文彬同志一定要弄到。这是冯文彬的“两个凡是”。
终于有一天，冯文彬把胡德平请到一个野外单独喝酒。闹革命也要劳益结合，胡德平欣然同意，何况听说有好酒呵。
在一个人迹偏远的地方，冯文彬拿出两瓶文君酒，这在当时是很稀罕的东西了。菜呢也早准备好了，卤猪头肉，茶叶蛋，油炸花生米，盐黄豆。这几个菜现在不值一提，可在当时就算是好东东了。胡德平好酒，这有遗传。据他的爸爸说，有一次，他被**打伤了，躲在一个好洞里，没有药，没有吃的，就是靠着水壶里的那点酒，活了下来。后来脚虽然一拐一拐的，但官却一年比一年大。
不到两上钟头，胡德平已醉得一蹋糊涂。
但他醒来，不是酒醒了，是被痛醒了，才发现自己被捆成了粽子，绑在一棵树上，冯文彬恶狠狠地拿着把水果刀正面对着他。
胡德平怕了，以为冯文彬要杀他。
可是冯文彬没有杀他，而是先说话，有点梁山好汉的味道——“姓胡的，我今天不杀你，只是要给你做个手术，割掉你的一个卵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给曾羞羞报仇！”
胡德平要分辩，可是嘴是被堵着的。想分辩也分辩不了呵。胡心里恨死了自己，没有想到这个看似文质彬彬的人，居然包藏祸心。但世上从来就没有后悔药。
冯文彬没有学过医学，他学的是宏观经济学，就是制定经济政策的那种，当然给胡德平的手术做得不利索，让胡德平痛得死去活来。何况冯文彬也没有给胡德平准备麻药。
做完这一些，冯文彬再没有回学校，把胡德平的那颗卵子放在曾羞羞的坟前，祭奠她，然后就隐进了深深的夜色。至于胡德平是死是活，他也不管了，也管不了。
据说，后来一个打柴的农民把胡德平救了，胡德平到医院去治了两上月，出来后就退出了造反组织，到一人乡下隐居起来。就是这隐居，才救了他的命，因为后来武斗，胡德平这派人全都冤死在枪林弹雨中。有部电影叫《枫》，看过的人就知道，当时死个红卫兵，就像死只蚂蚁，谁也不会在意。现在重庆沙坪坝，有个红卫兵坟地，死者几千，无姓无名。据说，这是全国最大的红卫兵墓葬地。
好在那个年代没有居民身份证，全国治安也混乱。冯文彬没胆量回到老家江城，而是到了汉藏结合的汶川县，就是后来发生大地震的地方，不过那时的汶川很少有人知道。
他在那儿做了个煤窑的工人。所谓煤窑工人，就是在地下，一手拿把锹，一点点地挖煤，然后又用小背篼，慢慢地背上来。一天挖多少，背多少，以此算工钱。
那时这些煤窑不是私营的，打的是社队企业的招牌，就是公社或是县上办的。因为这个工作极苦，基本上没有正式工人愿干，所用的全是些盲流们，现在叫农民工。
这一干就是10年，世上再没有人听到有个叫冯文彬的人，他也不叫冯文彬了，叫陈刚。陈刚是个太普通的名字，谁也不会在意。10年，刘彬极也快30岁了，终于等来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可是，没有户口，没有文凭的他，想回去也回不去了。何况他还是担心胡德平的事。
后来，政策越来越宽松，他回到了江城，见到了父母亲，家人还以为他是鬼呢！通过好多关系，才让他上了户口，不过只能安排在街道的五金厂工作。所谓五金厂，其实只生产几样最简单的东西——剪刀，菜刀，火钳什么的。冯文彬也不怕苦，这点苦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不久，一个同样在五金厂上班的女青年成为了他的妻子。
空余的时间太多，他就读书，读托尔斯泰，读屠格涅夫，读十二月党人的作品，对他们有种深深的敬意。为了理想，他们敢于付出。读多了，就想写。不过他很少投过稿，有一天他心血来潮，把个中篇小说的稿子寄给了《江城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