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芳在《江城文艺》做编务，有项工作，就是拆信封。
她就是收到了冯文彬的投稿，一看名字，冯文彬，难道是和他一起摆过旧书摊的冯文彬？天下的事就有这么巧？来稿是部中篇小说，题目叫《深山里的太阳》，作者冯文彬，地址是本埠。
以前，雅芳把这些起稿件分类，给编诗歌的，编小说的，编散文的，编评论的各位老师。后来她自己也写作，就想看看这些来稿的水平，也想从中学习学习。想不到《深山里的太阳》写得这样好，比之于**的《老井》也毫不逊色。比之于孙友方的《八百米深处》也不差。
作者写了他在深山里当挖煤工的日子，苦难和快乐的日子，无聊的日子，和酒相伴的日子，只会吹关于女人和性的日子，一个大学生，如何被岁月同化。作品深沉，语言扑实。雅芳决定去拜望这位作者，如果是她熟人冯文彬那就太巧了呵。当他们俩相见，真的说不出话来。原来是你呵？这是他们此时的心声。
冯文彬惊讶了，他写稿子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纪念那些苦难的岁月，纪念自己流逝的青春，纪念自己死亡的爱情。当雅芳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自我介绍她是《江城文艺》编辑（其实一般人也搞不懂编辑和编务有什么区别，就像作者本人的表哥，在公众场合他总是自我介绍说他在市政府工作，其实表哥是市政府里面负责开电梯），这让冯文彬感慨，于是热情接待雅芳。
冯文彬的生活其实很狼狈，因为他工作的街道五金厂，很快就被改革的经济大潮冲垮，夫妻双双成了下岗职工，那时还没有城市低保一说，不得已，冯文彬的妻子做了居委会的清洁工，好孬有份工作。这还是冯文彬的爸爸和居委会现任主任有老关系。冯文彬就靠着摆旧书摊混日子。
这时代变化真快，80年代的读书人已成了过眼云烟，现在人们不读书，而且嘲笑读书人。现在的老板，读书的有几个？江城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叫朱畅兴，只读了个小学二年级，靠着一偷二抢，掘到了第一桶金，市级的领导还经常去视察，他的个人资产达5个多亿了。
朱畅兴成了本地政协委员，商会副主任，最大的慈善家。老百姓就是不明白，这个偷儿短短10年内，怎么就暴发了？电视、广播、报纸都在提倡勤劳致富，现实中勤劳的人，仅能维持温饱。
冯文彬读过大学，尽管没有拿到毕业证，家里也穷得丁当响。居然还在看14英寸的黑白电视，比雅芳的日子过得并不好。这俩人有了共同的语言，那就是如何脱贫。
雅芳不仅长相好，说话也是吴侬软语，对冯文彬想当的客气，之后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二人合作创作，只署雅芳一个人的名字，稿费平分。
按说，这个协议是不公平的，比之与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条约的不平等性也差不了多少。因为，雅芳虽然也学习写作了一段时间，也在《江城文艺》发表了几篇小文章，偶尔能上省作协主办的《作家苑》，比如《母亲的酸菜汤》，《月亮下的情丝》，《故乡的红豆子树》等等，这些就是千字散文，文笔倒还清新，但她从来没有写过像样的东西，哪怕是个短篇小说。而他们合作的目标，是写长篇或是电视剧本，因为这样来钱多了。
不过，冯文彬是个无私的人，他同意了，当然雅芳也是给他回报的，就是偶尔让冯文彬接触一下身体，当然仅限于上半身，亲，摸，吻之类。再进一步就受到了反对。
他们合作的第一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经过黄岩副局长介绍，本市大镇龙角镇，领导想写一部演义，以此来宣传龙角。现在领导特别注重宣传，当然宣传本地，就是宣传他个人，这也是为他升官作铺垫。
现在讲的是任期制，因此领导必须在任期内见到成绩，才能升迁。明代是6年一考核，现在是5年一任期，逼得领导大搞政绩工程。你不搞别人搞，到时升迁就不关你事了。因为更大的领导看的就是你的政绩。政绩是些数据，必须拿出有形的出来。用公家的钱，给自己升官做铺垫，何乐而不为呢？这就是政绩工程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雅芳拿到了这个合同，10万字，5万元，书名叫《龙角演义》，这一回黄岩副局长表现得大度，连介绍费也没有要。但以雅芳的实力，是写不出来的，因此她仅负责了采访工作，冯文彬则泡在图书管，翻阅大量的历史文献。经过2个月准备，冯文彬开始了创作。他把自己关在家里，门都不出。他相信，这种书说什么也不会好难。
又过2个月后，这部10万字的书稿杀青，验收合格，雅芳顺利地拿到了钱。当然这本书不能叫小说，也不能叫散文，也不能叫方志，准确地说是四不象。
四不象就是四不象，反正人家承认就行。镇领导大笔一挥，5万元就至手了。雅芳得到2万5，冯文彬得了2万5。俩人高兴呵，毕竟钱是个好东西。高兴的两人当然要找个地方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