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翁失马，祸福焉知。王厂长说我人太老实，不适合从事供销工作，其实是对我的一种保护。因为涉及到单位的进货出货物流领域，水实在太浑，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趟的。事实上，多年以后，有人举报王厂长有经济问题，结果上面来查，包括王厂长在内的许多上层干部，都被关进了局子。如果我被提升为供销科长，肯定就要与厂长穿一条裤子，脱不了干系，被抓进班房。
我在企业电工房干电工，是技术工人，实际上是个闲人。电器运行中，出了故障电工才去修理。正常运行时，我们便躺在电工房里看报闲聊甚至睡大觉。当年高考落榜回农村当农民，为了跳出农门，便试图用文学创作作敲门砖，希望成为作家出人头地，农转非被调到县文化馆搞专业创作。结果急功近利写了几年，没有一篇正儿八经的作品被印成铅字发表。眼下大姐利用同学社会关系网络，一举使我脱胎换骨成了城里人，完成了不当农民的梦想。但是，我没有丝毫的成就感。好歹工作稳定了下来，业余甚至上班干电工期间我又开始了文学创作，园我的作家梦。
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加上系统地自学了中文大专课程，再提笔尝试写作随笔散文新闻报道，给报纸杂志投稿，基本上十投九中，作品接二连三地发表面世。那时候，只要在全国各地公开发行的报纸杂志上发表20篇作品，就可以加入当地市作家协会。很快，我就成为了市里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
1991年在城里自考中文大专毕业，我就开始再次谋划婚姻，寻觅女朋友欲梅开二度。如果大姐不帮我转户口，我就成不了城里重点国营企业的正式职工，我依然只能在城里骑人力三轮车当“骆驼祥子”，出卖力气送货拉客。有山靠山，无山靠自己。自考大专毕业，如果凭一纸自考大专文凭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就会接着自考本科……一直考到找到理想的工作为止。大姐帮我把户口转到了城里，接着又以城镇待业青年的身份顺理成章地被招工进了城里最好的国营企业工作，应该说我已经功德圆满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如今30岁的我，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当然要把目光放到城镇姑娘的身上，至少她要拥有城镇商品粮户口，有固定的工作。
当年我在城里是临时工，娶了一个同样是临时工的女子为妻……最终劳燕分飞，无论如何，我也不会重蹈复辙了。我，30岁，未婚（假的！有短暂婚史、离异未育。对外可以说未婚，户口薄上是这么填的），大专，国营企业从事技术工作，在城里找一个20岁以上、30岁以下、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未婚女子为妻应该是不成问题。
单位两位电工师兄，各娶了一位城里的纺织女工为妻。城里有一棉二棉三棉三大国营棉纺厂，每个棉纺厂的女工均超过万人以上，年轻漂亮的未婚女子多如天上的星星。
男怕进矿，女怕进纺。女人一般不愿嫁给男矿工，男人一般不愿迎娶纺织女，因为男矿工和纺织女实在是太辛苦了，尤其是纺织女工要上三班倒，直到三四十岁进入中年在单位具有了一定的地位，才能转成上长白班。年轻小伙子起初凭着一时的激情爱上了一个漂亮的纺织女工，常常深夜去单位门口接下中班的女朋友回家，丝毫不感到疲倦。一旦结婚成了家，初恋的激情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深更半夜再到单位去接妻子下中班，内心里便十分的不情愿了。
走到前面的两位师兄弟先后向我数苦，娶了一位纺织女工做老婆是何等的苦恼和麻烦。他们劝我谈朋友搞对象，千万不要去找纺织厂的大姑娘。不管两位师兄说出的话是否言不由衷，都给了我一种信息，我一个国营企业的电工，在城里找一个有稳定工作的女子为妻很容易。
1991年9月的一天的早上，我刚走进电工房，师傅就把我叫到一边，细声地问我多大年纪，我说30岁。师傅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一笑，说没有。师傅说，你要说实话，你真的没有女朋友，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女孩子，是我的邻居，你师娘跟女孩子的妈妈是同事。女孩子19岁，在纺织厂上班，人长得很漂亮。师傅说我们单位效益好，女孩子的妈妈给你师娘说过多次，想叫我在单位给她的女儿物色一个小伙子。如果你有意思，我愿跟你做大媒。我止不住笑了，看来我又交起了桃花运。
记得这位姑娘名叫杨红梅。父母亲原是湖北某县山区一家兵工厂的职工。后来军工企业转为民用企业，工厂搬迁到沙市市区，不能一下子说搬走就搬走。小时候杨红梅随爸爸先搬进了沙市，妈妈随一个姐姐还是呆在山区工厂。爸爸忙于新建厂房工作，忽略了女儿红梅的教育。小时候红梅便成了一个无人看管的孩子。初中毕业因厌学便辍了学。红梅16岁这年，妈妈和姐姐才从山区迁进了沙市团聚。姐妹二人同时被招工进了一家棉纺织厂工作。3年后，19岁的红梅已经出脱成为了一个亭亭玉立的纺织姑娘。
当天下午下班前，师傅就将红梅带到了电工房与我相亲。我一个30岁的离婚男人，一见如花似玉含苞待放的少女，真是喜出望外。电工房的师兄师弟们见了，也都夸姑娘不错，叫我好好把握。见面后，师傅先把红梅叫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