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的秋天，我下了岗。单位经营管理不善，濒临破产倒闭的边沿。我的婚姻随之也面临解体的危险、家庭面临倒闭的厄运。
1987年9月，我进厂工作，正赶上城南窗纱厂的最鼎盛时期。第二年，城关镇另一家不足百人的生产万向轮的小型金属加工厂与我单位合并，全班人马及冲压、车床等机器设备并入我厂，原窗纱厂改名为金属压延厂。窗纱厂党支部书记和厂长一直配合得不是很融洽，一个只管政治不懂生产，一个只管生产不懂政治，两人在一起总是闹别扭。常言道，一山难容二虎。两厂合并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安排生产，而是两方的头头脑脑如何安置。最后，上面把窗纱厂的厂长调走了，窗纱厂书记任命为金属压延厂书记，另一家单位的一把手，任命为新厂的厂长。三四位表现突出的两方单位的车间主任一并提升为新厂的副厂长，各分管某个部门的工作。一时间，城南金属压延厂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新官上任三把火。两厂合并后，新厂就有了两条生产流水线：一条生产线仍然生产铁窗纱，另一条生产线继续生产万向轮。不久压延厂领导经过讨论论证，一致通过一向决议，立即开发上马一个新产品：透明乳胶手套。厂里一方面选出一部分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的青年职工外出同类厂家学习操作技术，一方面集中所有的钳工按图纸制作生产乳胶手套的简易设备。新厂开发上马新产品的结果，首先是我由电工师傅变成了钳工学徒，其次就是工厂负债亏本裁员，最后以破产关门全厂玩完告终。
木匠的基本功是划墨打眼锯木头。众所周知，早年我学过木匠，不知是天生手拙，还是心不在焉，我锯木板或者木头总是一能走直线，横截面总是斜面。被师傅几顿臭骂之后，我一气之下炒了师傅的鱿鱼，不学了。单位开发新产品，安排我到车间做钳工，为了吃饭，我不得不干。能否熟练地运用一把弓箭型的小钢锯在老虎钳上锯角铁，最可见一个钳工的基本功。锯角铁不比锯木头，稍不小心，就会“嘣”地一声，一尺多长的钢锯便绷断成了两截。初干钳工，我不知绷断了多少钢锯条，就在我有一天想打退堂鼓，向领导反映我不会干钳工时，单位停止了对乳胶手套的生产线的再投入，我又回到了电工房。
原来此时国内许多乳胶手套厂产品生产过剩，大量积压，甚至停止了再生产，转向其它产品的开发，单位获悉这一情况，立即停止制造和引进新设备。但是单位已经为此投入了不少的资金，工程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只等开机生产了，新产品开发半途而废，使单位负债累累，元气大伤。祸不单行，福不双至。单位生产的万向轮产品质量达不到用户的标准，也开始限量生产。厂里，只有铁窗纱这条生产线照常运转，免强支撑压延厂的门面。
终于在1989年秋天，单位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才将一部分所谓闲余职工放假三个月回家休息待岗，何时再安排重新上岗，另行通知。我首当其冲，成了单位回家休息的待岗职工。
单位一些正式职工被下了岗，起初谁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先是跑到单位闹，凭什么要我下岗，后又跑到上级有关部门闹，最后不了了之。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我是来自社会的最底层，是从农村出来的，是党校把我作为人材招来，送到单位去当合同工的，实际上跟临时工差不多，叫我下岗我就下了岗，大不了又回到老家去种地，心里压根儿没有城里那些正式工下岗以后的失落和惶恐的情绪。
下岗之后，我能在城里干什么谋生呢？干电工，我只会换换烧毁了的保险丝，只会更换安装用坏了的日光灯管。干钳工，我一不会锯，二不会锉，三不会切割，四不会焊接。搞写作靠稿费为生，文章寄出去后总是得不到报刊编辑的认可予以发表。做生意做买卖，我一无资本投入，二无精明头脑不会计算和算计。平时到自由市场上购物买菜，我最不善于与人讨价还价，只会说一句“这么贵啊？少一点吧”，人家愿少便少，不愿少我也照买不误。尤其令我伤神的是，店家反问我“你说少多少”，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少多少才算合适。试着报出一个数字，当店家显得干脆豪爽地吐出两个字：“卖了”，我总觉得还是吃亏买上了当；当店家显出一脸的鄙夷和不屑地说出一句话：“你另走一家吧”，又使我感到狼狈不堪。即使购买半天八两小白菜，几斤几两乘以几角几分的最简单的小学生心算算术，我都无法在内心里对准个位和十位，只能估算出一个差不多的大概数。
天生我对抽象的数字不敏感，早年读数学、物理，记住计算公式是令我最感头痛的事情。我只对形象的文字显得有些天份，唐诗宋词，我过目能诵；民间故事笑话传说，我听一遍就能复述出来。我天性善良，每每从影视中看到动人的情节，我便热泪盈眶，有时甚至泪流满面。过于善良的人性格中往往有些懦弱的成分。奸商奸商，无奸不商。做生意做买卖，就是要想方设法让别人掏腰包，我是没有这个胆量和能量的。天无绝人之路。老家一位与我同龄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在城里骑人力三轮车送货拉客赚钱谋生，每月收入十分可观，不亚于我每月在工厂上班的工资收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