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阳光灿烂的农闲日子，家里没有什么急切的事要做，父亲反正不能让我闲着，吩咐我背着箩筐去野地捡鸡屎，收牛粪。我一听，火冒三丈，我坚决不干，与父亲顶嘴说，这简直浪费我的青春！
父亲把我毫无办法。来文的，父亲说不过我，父亲七说，我八说，父亲八说，我瞎说；来武的，父亲打不过我。父亲年迈老朽，我血气方刚。我之所以敢于与父亲对着干，就是文学给了我一种无穷的力量。准确地说，应该是巴金的小说《家》里的觉慧给了我力量。姐妹们个个在父亲面前腑首贴耳，言听计从，唯独我总是与父亲唱对台戏。我要做觉慧那样的叛逆者。这就使得我的人生与众不同，丰富而艰辛。我与命运的抗争，首先就是与父亲的斗争。
为了提高文学写作水平，我自费订了上海办的《文学报》、武汉市文联办的《芳草》等一些报刊杂志。村里的年轻人都喜欢找我借书看。菊花有个最要好的同伴叫秋莲，两人亲昵如姐妹。菊花和秋莲知道我有许多新书，并且新书源源不断，她俩也就源源不断地来找我借书。只要是她俩来借，我是有求必应。有时别人来借都不肯，单等她俩来借。菊花和秋莲总是形影不离，同来同去，从不单独行动。相比之下，菊花显得文静，秋莲显得活泼。秋莲在我眼里，是照亮菊花的一个灯泡。
强烈的爱恋之情，驱使我写下了第一封情书。有一天，我把这封情书夹在一本《湖北青年》里，让菊花、秋莲她俩借走了。信是这样写的：编辑同志，我是一名农村青年。最近，我爱上了本村的一位姑娘。为此，我悄悄地写起情书来。我越写越兴奋，越写越激动，写好之后一看，认为可以拨动“读者”的情弦，打动姑娘的芳心，可是我却不敢将这封信寄出去，因为我怕人家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我这个一事无成的人。想来想去，我只好把这种爱（单相思）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并发誓，不搞出点名堂来，不在报刊上发表一两篇小说，决不轻举妄动。于是，在这种压力的支配下，我就废寝忘食地写起小说来。结果呢，一筹莫展。只得两眼望白纸，心急喊黄天。请问这是何故？
两天后，菊花、秋莲她俩给我还书来了。我心里有点紧张、就象做了某种亏心事。我强装镇静，仍然象往常一样，笑迎两位佳宾。秋莲隔老远见了我，就冲我直笑。菊花一如既往，只是微笑。秋莲来到我的写字桌前，把还来的《湖北青年》往桌上一丢，两眼便盯着我，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拿起杂志往抽届里放，却被秋莲一手按住了。秋莲说：坦白交待，你爱上了本村的哪位姑娘？说着，秋莲从书里面拿出了我写的那封信。我说，别误会，这是我写给杂志的一封求教信。秋莲说既然这样，就该把稿子寄出去。正好菊花和秋莲这天打算上街买东西，我一时兴起，把稿子装进一只信封，写上《湖北青年》杂志社收，由她俩给我带到邮局去发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篇稿子竟成了我的处女作，杂志社公开给发表了，还寄给我三元钱的稿费。编辑同志将稿子稍作了改动，以《我为何搞不出名堂来？》为题发表在《湖北青年》“分忧解难”专栏里，并且还加了编者按。
冒长河同志的来信提出了一个有趣而又值得深思的问题：爱情的压力能否成为事业成功的动力？希望广大青年朋友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帮助小冒同志找到正确的答案。
我的文字第一次在省级刊物上被印成铅字，我有说不出的高兴。
一天上午，雨过天睛，菊花和秋莲两人织着毛线衣，来到我隔壁三姐夫家里，边织毛衣边与三姐谈家常。我拿出《湖北青年》去三姐夫家，得意洋洋地对秋莲说，我的稿子发表了呢！秋莲接过杂志就翻，我指出是那页，秋莲看到后，惊奇地说，咦，真的呢！菊花听说，凑头过来瞧了一眼，抿嘴一笑。三姐说，写的什么，念出来我们听听。秋莲念完后，三姐说，天哪，我们家宝贝弟弟冒长河爱上了本村的哪位姑娘啊？
我得意地瞅了菊花一眼，她面带微笑，不动声色地织着毛衣。一会儿，菊花起身，说要回家了。菊花起身后，两手朝上伸展，做了一个放松身体的姿势，那婀娜的身姿令我无比心动神往。
三姐性格直爽，爽朗中常显几分泼辣。三姐夫外出搞瓦工，经常不在家。村里一些油嘴滑舌的男人喜欢与三姐打嘴皮仗，试图在言语上占点便宜，几乎没有一个男人不被三姐给骂得狗血喷头。农家子女结婚，一般都要大宴宾客。一次三姐在邻居家吃喜酒，同桌一个男人不知趣，在酒席上当着满屋的人对三姐说，你男人不在家，晚上要不要人来陪你呀。三姐说，我宁愿撒一把谷在上面让鸭子来嘬，也不要你！一屋子的人听了，顿时哄堂大笑，都佩服三姐厉害。
三姐夫的一个小表弟家距我家有二十多里路远。三姐夫的小表弟腊狗年长我一岁。三姐夫看上了秋莲，想把秋莲作为自己的弟媳妇，便请组里的人出面作媒，介绍秋莲与腊狗见了一面。姑娘小伙子一见钟情，当即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农闲时，腊狗隔三差五地骑自行车来三姐夫家作客，其实就是想见见秋莲，与秋莲谈情说爱。秋莲与腊狗谈恋爱，稍稍有点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