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亲反复向我们灌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以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读书做官的“封建资产阶级思想”。父亲的这些封建理论当然是来源于他早年读私塾时所受的教育，父亲自己也确实尝到了读书给他带来的诸多好处，因此读书做官的传统思想观念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早年父亲被迫在国民党军队当兵，有一天连长用一根木棍子随手在地上写了几个汉字叫父亲辩认，父亲不仅准确无误地读出了汉字的读音，而且还向连长周到详细地讲解了汉字的意义以及引申意义，连长当即安排父亲作连队的文化教员，负责给连队的文盲战士补习文化。不久父亲患了一种腿上生疮流脓水的病，叫什么骨髓炎，连长给了父亲五块大洋，请当地的名医给父亲把病医好了。为此，父亲常常感叹，是腹中的墨水救了他的一条命。后来父亲当逃兵跑回老家务农，新中国成立，农村文化人不多，父亲受到了队长的器重，连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父亲是农民，一生又不下地干农活，这更是父亲读书的直接结果。
大姐少年读小学、初中时是非常艰苦的，常常饿着肚皮读书。队里与她一同发蒙读书的伙伴们因经不住饿肚皮，先后跑回农村老老实实当农民。大姐好不容易读完高中，却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大姐串联去了一趟北京天安门之后，就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回到大队合作医疗室当了一名赤脚医生。后来大姐被推荐考上省城的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荆州市一家大医院当了一名内科医生，成了我家里第一个吃国家皇粮的人，成了父亲教育我和妹妹们好好读书的活样板。二姐比大姐小两岁，她七岁启蒙读书时，五岁的三姐总是跟着二姐跑到学校去玩耍。老师批评二姐，学生不能带小孩子上学，二姐为了带小三姐，只好辍了学。可以说，成了文盲的二姐是被三姐害的，三姐四姐俩读小学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在轰轰烈烈的开展，学校天天组织学生读毛主席语录，读了几年，两姐妹都不愿再读了，就先后回生产队当了农民。家里正缺劳动力，父亲也就没有强求三姐四姐俩读书做官。
我自小象贾宝玉一样，与姐妹们混在一起，贪玩成性，不愿读书。七岁被父亲强制送到学校启蒙读书，竟然一连读了三个小学一年级。五妹小我两岁。她七岁发蒙读一年级正赶上我读第三个小学一年级，兄妹俩竟然成了同班同窗同学。从此我的成绩一直居中游，不好不坏。但我比五妹成绩稍强，因为她常抄我的作业。父亲也没有指望我读书能读出个什么气候。初中毕业，父亲叫我辍学，去学一门木匠手艺。师傅不是别人，是我的嫡亲二姐夫。那年我16岁，但身单力薄，二姐夫认为我还抡不起一把斧头，向父亲建议等我高中毕业后，再收我为徒。二姐夫一句话，使我有幸读完了两年高中，从而改变了我当木匠的命运。如果我初中毕业就去学木匠的话，我这一生肯定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木工。父亲只期望我是一个具有一技之长的农村手艺人，但我高中毕业后，就不甘心只当一个手艺人了。
1966年我国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到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以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四人帮”，十年“文革”才宣告结束。我1968年启蒙读书打基础的小学和初中年代，就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文革”期间，学校讲究开门办学，组织学生走向农村，走进工厂，向农民兄弟工人大哥学习。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我们学校经常组织全校师生到农村支农，帮农民插秧，捡棉花。
特别是那时候，学校不断搞运动。什么“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啦、什么“与十七年对着干”啦、什么“只讲白专不讲红砖”啦、什么“张铁生交白卷”啦、什么“棋盘中学事件”啦、什么“黄帅日记”啦、什么“批判封资修，给老师写大字报”啦等等。“文革”结束，我升入高中，才正儿八经地坐在教室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就在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年，我应届高考，名落孙山。我所在乡镇中学100多名应届考生，没有一人考上大学。后来我的一些同学通过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复读，才有几位终于如愿以偿，考上大学跳出了农门。可怜我在1979年7月一生唯一的一次高考中，语、数、外，政治、物理、化学六科总分只有90多分。我清楚地记得当年英语和物理两科各只考了4分。如果单科是5分制的话，成绩倒是很理想的。五妹高考成绩更差，六门功课总分才30多分。
本来我也想复读，但是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父亲不支持我复读深造。父亲对我说，如果我复读一年能够保证考上大学的话，家里就是砸锅卖铁也供我读书。就是这样的成绩叫我保证复读一年考上大学，我是万万不敢的。复读一年我的成绩除非象坐火箭一样直线上升，那才差不多。那一年，只要考上200多分就能成为各类普通高校的天之娇子。
我与五妹高中毕业这年，六妹七妹这对双胞胎姐妹同级同班初中毕业，六妹考上新厂镇第二中学住读，七妹考上石首一中重点中学住读。大姐在荆州市建立了小家庭，二姐三姐四姐俩先后出嫁成了人家的人各奔前程。仅仅父母二人在农村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