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相如在相国的位子上无功，倒不一定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能力不行。赵国是个讲血统的地方，贵族政治色彩浓厚，政坛是贵族世家把持。蔺相如，布衣出身，没有家族势力背景，又是火箭上升提拔来的，肯定日子不好过。没人买他的账，谈何立功。不被贵族们挤下去就不易了。
如果赵惠文王不是心血来潮，一下把他提拔到这么高，他也就不会在贵族政治下的赵国政坛，成为众人可能的眼中之刺。立功和发展，大约都更加稳健。
这样的错误，秦昭王也犯过，那就是对蔡泽。
两个人材，因此就被摧折了，因为过快的不恰当提拔。
总之，蔺相如在相国位子上，功业不如苏秦，也比不上魏冉等人。
从作出事迹的结果来看，蔺相如如何与苏秦相比？蔺相如有催动五国之兵攻秦的能力和事迹吗，有创造条件攻灭大国宋的事迹吗，有攻破强齐的表现吗，有力挺燕国的结局吗？都没有，只是保住主子私人的一块石头，喝令秦王敲两下缶，说白了，这不过是一个保镖的份内之事罢了，赵云的职分罢了。你硬把这个保镖挪到相国的位置上去，就像把陈永贵硬从大寨调到国务院副总理，他结果干不出东西来。蔺相如到了相位上确实什么都没干出来！
我们传统理解里把蔺相如定位成了贤相，这是错误的，虽然他有很大我们值得学习的东西，但错误的理解和定位我们也必须纠正！
附录三 “革命者”还是“义士”——论荆轲
下面我们说说什么是“义”。
“忠”这个字，好理解，就是听老大的话。
但是，老大没发话的地方，该听谁的话呢。
一般中国人，就听“义”的话。
所谓“义”，就是一般的道理和正义。比如说，震关西欺负卖唱父女，这是不合一般道理的，是违反一般做人做事的情理的，鲁达出于“义”气，就暴打不平了。鲁达就是“义士”。朋友和弟兄受了难，有本事有才干的人受难了，你都要去帮助，这是一般情理，所以关羽就去搭救被缚住的张辽，这就是“义”。所谓见义勇为，舍生取义，都是这个意思。
中国人，是讲忠和义的。
同样，燕国的土地和民众，一草一木，都是燕王族一直属有的。而秦国人跑来抢，抢人间燕王族既有的东西，就是不合一般道理，可以归为不义之举，抢的是不义之财。于是荆轲看不惯了，在燕太子丹的“反复请求”下答应帮着燕王族，去维护它即将失去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荆轲是个“义士”。是个按照一般道理去做事，去帮燕王族的义士。易水之滨的荆轲山，有荆轲的纪念古塔，上边也写的是“古义士荆轲里”，这个定义是非常恰当的。
但是，不义的事（譬如秦国抢燕王族的东西）未必是不革命的事。义士也未必是革命者。
不可否认，六国王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既有统治权和生存利益，对秦王族进行抵抗，这是顺理成章的本分之事。但未必防守一方就必定是革命的一方。
“革命”，一定得是你所代表的东西比你的革命对象更进步、更革命、更符合历史潮流。荆轲所代表的燕国王族，比秦王族更进步更革命吗？
荆轲刺秦王一事，从根本上说，到底是不是“革命”呢？我们可以认定荆轲是义士，但他到底是不是革命者呢？
这个问题恐怕谈起来费很多口舌，而且涉及如何看待和评价秦人的历史地位。
秦王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确实杀了不少人，在军事上是残暴的。但中国的改朝换代，又有哪些是兵不血刃地实现了的呢？刨出这个手段的残酷性不讲的话，秦对列国的“入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对主权国家的“入侵”，而是秦王族对于六国地区的既有统治王族的打击和取代的过程，是对不同王族势力的私有财产（土地城邑）的侵夺，是权力阶级们的重新洗牌。后来，秦末的人民起义和复国运动，更主要的也不是恢复那个“国家”，而是恢复那个“王族”的权益。
其实，这种其它王族对某一王族的取代，在春秋战国时代，司空见惯。春秋时代有无数的小国，一个个只有一个县城大。齐桓公就灭了几十个。这个被灭的小国的人，如果起来去刺杀齐桓公，这种行为应该算是什么呢？是不是该叫“革命”呢？
同样就像在西方，当一个旧的王族或者统治形式，被新的王族家族或者政体所取代，都会有一些遗留者，出于报仇雪恨和对旧家族的忠诚，与新的统治者战斗。
我认为，应该把这些人以及荆轲这种为了忠于旧王族旧家族，而拼命对抗新的王族统治者的人，叫做“义士”，而不是“革命者”！
“义士”，是出于一种对某势力或家族的忠诚，而行动的，它有它的美和历史文化价值。荆轲由于长期接受田光、太子丹的“顺适其意”的笼络（从物质上到精神上），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客观上荆轲都对太子丹不可避免地负有了尽忠诚的义务。他最后出于这种忠诚义务，为了太子丹的家族利益，拼命西行，冒死入秦，不问成败，这是一个典型的“义士”，是有他可贵的人格的。
而“革命者”的定义，应该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