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会逼秦击缶，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两个慷慨美事。
但是，这两件事的功劳到底有多大，实际价值对赵国到底是多少，还是主要对赵惠文王本人有价值，这两个成就有多少是当时“秦赵欲交欢”的国际形势所根本促成的，还是蔺相如本人机智勇敢所至，蔺本人的成分到底占多少？蔺相如的这一切高危险的玩儿命行为，会不会促成秦赵相打，事态扩大，那时后果将有多严重？所以，它是功是祸，是该表扬还是有该批评？关于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是因为他是赵惠文王身边的人，保护了赵本人的面子和手上的爱玉，就被封为上卿，而为国家争城立功的人却到不了这个级别。这是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身边的人因为离的近，贡献也就突显得大。这大约就是管理学中的发光体效应。
难怪廉颇不服气。
蔺相如的“成就”，细想想，并没有明确地为国家做出什么。和氏璧，那是赵惠文王的私玩，跟国家没有任何相干，蔺相如完璧，赵惠文王私人可以奖励他，但不应该拿国家的官儿和爵位赏他。而渑池的事，蔺相如的行为也并没有为这次盟会改变什么，中间虽然争了面子，但会中和会后也没有为赵国获取什么，但回来就受封上卿，直升将相，这是不是太大方了。从前鲁国的曹沫和孔子都有过盟会勇逼敌国之君的壮举，并且为本国带回了大片土地好处，但也没有就被封为上卿。
司马迁说：“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司马迁特意强调“赵惠文王··以为···”，那大约是这并不是“赵国人以为”，也不是“我（司马迁）以为”，大约对赵惠文王的做法，也隐有微辞。
后来他记述的蔺相如的事迹，不过是“后四岁，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 实在是个虎头蛇尾让人气沮的记录，走到河南南乐（平邑）就断了。我量了一下地图，这里离开邯郸仅90公里，几乎刚出国境吧。蔺相如之不善打仗，固已甚矣。而同期的三年廉颇则连下齐三城，破齐一军。
蔺相如在大街上躲避廉颇，固然是出于大度，也有是出于心中对自己受上卿爵的自愧吧。
总之，蔺相如的勇气可歌可泣，但是否该封上卿，直升将相，值得商榷。我们想想毛遂，毛遂按剑逼楚考烈王，从楚国搬来八万救兵，解邯郸三年之围，威风和客观功劳何在蔺相如之下，但也没有因此就封将相。而蔺相如不过是替主子保住了一块石头和渑池会上没让主子太丢脸。
法家讲究计功受封，要看的到你的物质化的功劳，才有封赏。即便是以口舌为劳，也要直接或间接地为国家创造了一个客观的收益才行。譬如张仪、范雎这些擅长口舌的人，都是为国家增城进土了，才受封列侯（相当于六国的上卿）。否则就是赏罚不明。
外交官通过联络结盟，或者其他手段，然后军队再行动，最终促成了国家从外面获得了土地（比如甘罗），这就是他直接或者间接为国家带来了事功，就应该封赏。甘罗因此也当了上卿。而蔺相如的外交行动，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如果外交官没有事功，只是一般表现好（像蔺相如这样），但没上升到转化为事功的程度，那可以有奖赏，但不应该到上卿这个爵位。
当然，我这里不是怪蔺相如不对，我是怪赵惠文王赏罚随意。
赵惠文王赏罚不理智，这倒没关系——反正我们原也不指望这些世袭君主有多大能水。但蔺相如应该力辞“上卿”这个高爵的封赏。他没有力辞，属于不智。但受封之后他能保持低调（躲避廉颇等人），也算是能亡羊补牢，免乎于难，有智者也。
下面说说蔺相如当了相国以后的表现。如果司马迁讲誉的是蔺相如的勇敢，那我们没有话说。但如果是拿上卿相国的岗位职责去评价把蔺相如，他的表现并不好，达不到苏秦的水平和功业。能和秦国的魏冉、齐国的孟尝君等等相比，其业绩和对诸侯的影响，都不如也。甚至在赵国内部，作为相国，蔺相如的业绩也比不上别人。
在《史记》上，找不到蔺相如担任将相后的任何事迹，别的国家的领导人也没有提到过他。查《战国策》，也查不到关于他的一个字。作为一个大国之相，他的前任后任都在《战国策》中有表现，而他一个字都没有，这是故意遗漏，还是原本乏善可陈。如果他是一个出色的相国或外交家，为什么在《战国策》中只字无提。先秦诸子和汉朝人中的文章中，也不曾把他列在一个贤相的名单上去引用。
看《史记·赵世家》，从蔺相如拜相，到赵惠文王死的十三年间，赵国内政外务上活跃的人物，是廉颇和赵奢，赵惠文王在遇上大事阙与之战前，甚至都没有召蔺相如讨论。赵惠文王死后，主事一手支撑赵国的是赵惠文王的老婆赵太后。在整个这一时间段，关于蔺相如的事情，只有攻齐至平邑不果一条。
司马迁最后给蔺相如下的赞语里，说来说去，只有一个面对秦王的勇字，此外就再无别的字了。而对于一个上卿而言，这是不够的。
大约蔺相如毕竟无功，以及官场倾轧，蔺相如的将相位子其实大概维持得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