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的终结战争

的参与权。
    秦王政的独裁，葬送了秦国一贯的进步的清明的政治作风，倘不是他，大秦朝在统一六国后将不会如此短命。
    潇水曰：秦王政的专独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对吕不韦事件的打击面越拓越宽，直到开始“大索”，类似肃反运动，排查任何与嫪毐、吕不韦有牵连的人。到了最后，秦王政干脆发现所有六国来的人，都跟吕不韦都有牵连！于是他下达历史上著名的“逐客令”，一反秦国在历史人任用六国人才的优秀传统，大举趋散六国来的布衣英才，暴露了秦王政的独裁面目。
    这时候，吕不韦的门客之中，有一个叫李斯的英才，在被驱逐的道路上，冒着生死危险，上书劝谏秦王政，说不要为了谋求稳定就自断其臂。人才没了，秦国虽然稳定了，不会再有造反了，但是谁去卖命打江山啊。相反，六国用了这些人才，秦国岂不危矣，这不是资粮于敌吗？快别干这样挥刀自攻以求清静的傻事了，清静是清静了，小鸡鸡也没了，没法传延后代啦。这就是李斯著名的《谏逐客疏》，古来烈士读之，无不扼腕共鸣振慨，李斯岂不伟哉！
    秦王政也觉得自己是气糊涂了，于是停止肃*反扩大化，并且从此留意提拔李斯，李斯后来官至秦国宰相。但是秦王政的专独性格，却其实一天也没有收敛。后来他每天阅读五十斤重的公文，一切国政细小皆专断于他，生怕被臣下架空了，被大臣们不无愤懑地形容为“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秦国臣僚只能俯匍待命，无聊充数罢了。一切都是听他一人独自裁决。 
    我曾在博物馆里看到一只戈头，上边刻着“相邦吕不韦造”，这是吕不韦在这个地球上的遗物。其中“相邦”就是相国的意思，后来汉朝人为了避讳刘邦，才把史书上的相邦都改叫相国。
    关于吕不韦的死，其实并不如后代所理解的，源于他与邯郸姬的婚外恋。在男女作风一贯开放的先秦，这是小事。吕不韦的死，其实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吕不韦认为，君主不能滥用权力，必须对君权加以限制。这个思想他反复在《吕氏春秋》一书中提出，并且拿出了三种限制君权的办法：
    第一，《吕氏春秋》书中主张分封制，以空间的分割来限制君权。吕不韦担心一旦建立一个大帝国，天下成为一家一姓的天下，就会导致君主独裁。所以他虽然也坚持贯彻秦国一贯的对外兼并扩张政策，但不以建立一个大帝国为最终目的，而是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分封制体系，也就是他宣称的：“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只进攻诸侯中的坏诸侯（“暴”者），把坏诸侯（“暴”者）干掉，以其土地转封给贤人，成为新的诸侯。
    让更多的贤者分享政权，以便限制君主的权力，这就避免了帝国独裁。吕不韦在书中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这就和皇权专制大唱反调。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分封制限制一元帝王独裁。二是让更多的贤者分享政权，以便限制君主的权力。这就是很大程度地走向了“天下之天下也”了。
    第二，以武力限制君权。
    按照正统观点，人民拿起武力对付君主，那是犯上作乱，但吕不韦不这么看。他在《吕氏春秋》中说，对于愚君，要以禅让的办法叫他下岗。而暴君，下民则可以直接推翻他。吕不韦讴歌了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的革命行为。
    第三， 君臣分工。
    君要“处虚”，“执其要”，把权力下放给大臣。臣子是要“忠”，但忠是忠于自己的职事，而不是忠于某个人（上级或者君主）。显然，这样的君臣观，是从“公天下”和“利于群”的原则出发的，是积极的，有利于国家的，不能简单理解成吕不韦想夺权。
    吕不韦命令门客们把《吕氏春秋》这本二十万字的大书写成之后，挂在咸阳农贸市场门上给民众观看，宣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言下之意，吕不韦想把自己打造成一派理论权威。如果民众和其他学者们也挑剔不出什么反对意见，那么《吕氏春秋》中的“限制君权”思想就可以主导秦国的意识形态，从而迫使秦王政也接受它。
    这种限制君权，君主处虚，与大臣分权共掌国家，所谓“公天下”、“反独裁”——我们把它统称为“吕不韦思想”。它和孔子以“仁”和“礼”来维护君权，法家以“法”和“术”来强化君权专制，都是有着革命性的不同的。所以非法非儒，杂糅百家，故而号称杂家，其实最接近民主。
    然而，独断刚愎的秦王政不肯接受“吕不韦思想”，他更喜欢君权专制，他爱看法家韩非子的书。韩非子的《孤愤》上说得很清楚，君主应该专制，应该牢牢掌握一国之柄，用“法、术、势”控制好大臣。韩非子全文反对大臣分权，否则就会“国地削而私家富”，“主失势而臣得国”。
    韩非子的书很好地教育了秦王政，秦王政尝临卷叹息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如果我能拿到韩非子的签名，一起欧洲五日游，死也没有遗恨了。
    吕不韦想要限制君权，提出公天下乃至分封制（从地域上限制君权）、君臣分权等口号，简直是与虎谋皮。最后，作为韩非子的fan，秦王政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