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三军元帅先轸，是春秋时代鼎鼎大名的军事奇才，他指挥的“城濮之战”和“崤之战”，是春秋军事史上的两大杰作，由此一战成名，载名史册。
先轸这人打仗有特点，喜欢大胆使用诈谋。从前打仗讲究堂堂正正，列阵对战，为了表示实诚，作战前要在对方的视线注视下摆好阵势，击鼓，再行进攻，不能蔫不作声地偷袭。如果是攻击到了国邑之郊，先发声出号，才能进攻。总之像宋襄公那样，不要搞诈谋。而在“城濮之战”中，先轸用虎皮慑敌，尘土扰敌，佯退诱敌深入，合二军夹攻一军；在“崤之战”又利用地形设伏歼敌。总之，先轸喜欢用诈。一改从前打仗是观兵的堂堂正正的文雅古风。
先轸成功就成功在用诈上，而敌人失败就失败在固守传统打法上。先轸这种“战争诈谋化”的实践，被后来的孙武子总结提升为“兵不厌诈”的新军事思想。（我们一说孙武，想到的就是“兵不厌诈”这四个字，这是他兵书中的灵魂。它不是凭空向壁虚构的，而是受“城濮之战”、“崤之战”这样的真实战例启发的。这两场战役，就成为战争诈谋化的转折点。）
但是，孙武子的“兵不厌诈”，也未必都是好事：为了求得胜利，绞尽脑汁运用诈谋，就会忽视了真正军事能力的培养发展。同时，用诈也导致世风浇漓，宋襄公“不伤二毛”的精神再也没有了。
“兵不厌诈”的思想，不仅仅影响了中国的军事领域，也影响到了民间。譬如做实业的人，总不愿意走正轨竞争的路，不去拼产品质量，而总想着走走捷径、造造水份、搀搀假料、搞搞关系、用用特权、钻钻漏洞、偷偷瞒瞒、借借声势（像欧典地板胡说什么“来自欧洲”），丝毫不内疚，反而觉得能这样干成了是属于很了不起的本事，是能“诡诈致胜”，符合孙子的兵法，是值得羡慕的聪明之举。最后，弄得每个人都很机巧，总想惜力而赚钱，用巧劲嬴过对方。孰知，大家都不使力，都想走捷径发财，受损害的是整个国民生产能力。
所以，《孙子兵法》被津津乐道，认为它能经商致用，其实只是迎合了中国人不肯打正规战的行事心理和机巧的文化心态。如此反复强化下去，未必是好事。不是常听人说吗：中国人聪明、中国人确实聪明、太聪明了！——这个名声已经传到国际上去了，这大约就是从先轸的时候开始“聪明”起来的罢。
而在先轸之前，那种“不聪明”的打仗法，像外国人那样吭哧吭哧一根筋地吃力地做事的方法，那种“愚公”一点的精神，也许是更好的！
不管你赞同也好，批判也好，先轸开创、孙武总结出的“兵不厌诈”，后来成为中国人战争术的最大特色。《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打仗几乎都是这个，即便民间比武打擂，也是赞赏“四两拨千斤”的巧劲而轻视巨拳粗膀的挥舞。慢慢这就形成中国人重智谋而轻实力的特点，找歪路子而轻品质。而西方则不太这样，西方强调实力和做事的认真，不是靡时靡刻找变通和机巧的办法的。
“兵不厌诈”的对立面就是“遵守原则”，“兵不厌诈”的潜台词就是“没有绝对的原则，一切皆可以出入”。导致了中国人太多的不守原则。而西方人却认为有很多东西是不可出入的，有许多原则和标准是必须遵守的，他们没有中国人那么圆通和多变通。
于是，“兵不厌诈”走出了战争领域，深入了中国人的文化中去，成为了东方人圆通的性格源泉。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显得大气滂沱、慨慷直朴（不像现代某些圆通的“中国人”），到了“兵不厌诈”的后代，就变得机巧玲珑、奇思善想——像“中国人”了。
在春秋时代，那时的中国人，不论打仗还是做事，更一根筋，更认认真真讲原则，更像“老外”。这也许是更值得怀念的。
譬如，先轸无礼冒犯国君之后，虽然国君不追究，但他不自欺欺人，宁可自己追究自己的罪责，在战斗中以变相自杀的办法死去。这种一根筋的人，不善变通而讲原则的人，正是春秋战国人的魅力和可爱所在。那些他们身上具备的而我们由于“太聪明”而不再具备的东西，正是感动和引起我们怀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