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章 大周天子（公元前1046—前771年）
姬昌仁义爱民，轻刑布德。其实一个国家刑罚的完善反映了它文明的发展程度。同样另一个成语“画地为牢”（犯人们比好人还自觉，立在画的圈子里当牢房）也说明了周国监狱系统的不成熟，不过这也被当作了姬昌施仁政的效果。其实，这些“仁政”只能说明姬昌的社会还停滞在神农氏时的水平罢了。
直到若干年后周人入主中原，才把商王朝的五刑体系加以学习和继承，也搞出了“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头，最后用竹鞭”的模式。历代商王所能想到的各种人体细部和关节，也都拿东西往上边去招呼：杀头、割鼻子、去势、砍膑、刺字、锅烹，等等，一样也不比被它指摘为“暴虐于百姓”的商朝（含商纣王）少。周穆王织就了细密的法网，规定可以判脸上刺字的情况有一千条，割鼻子的有一千条，砍脚一千条，去势的三百条，砍头二百条。看这架势，丝毫不比商王们手软。（《尚书·吕刑》：周穆王时代，“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 膑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不过，“凌迟”这种最残忍的刑罚，当时还没有发明，总算给后世的皇帝们留下了一点施展创造力才华的空间。
西伯姬昌在岐山居住的远古房子也颇原始，接近于神农时代，根据现在的遗迹显示，多数是坑屋：坑里支几根柱子，柱子上像蘑菇一样支起个茅盖，就充做房子了。当然也有宫殿，是先在地面上建台子，台上竖起宫殿，宫殿屋脊盖了瓦，但屋脊以外的房顶部分还是茅草和泥。从考古上看，这些瓦似乎是西伯唯一领先商王朝的地方。这宫殿大约是姬昌住的地方吧，似乎也并没有于民同乐。
总之，尽管不断得到历代学者的美化，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周方国的文明是落后于商王朝的。
在冷兵器时代，兼以中国空间辽阔，战略纵深很远，商纣王就无法密切干预陕西黄土高原上的周方国了。于是他请了中环的一位诸侯——“崇侯虎”先生，作为自己的耳目，盯着外环的周方国。
崇侯虎不是生人，老百姓喜闻乐见：他面如锅底，海下一部落腮红髯，两道黄眉，金睛双暴，喜欢厉声大叫，在《封神演义》里被封为“北伯侯”。其实，“崇侯”就是他的官爵，表示他是崇国诸侯，“虎”是他的名字。连称“崇侯虎”，就是他的全名。而《封神演义》作者弄出个“北伯侯崇侯虎”，一人搞了俩官，没道理啊。而且，他的位置在西，他也不应该是北伯侯啊。他还动不动就一声炮响，提刀上马，冲出阵来，倒也热闹，那时候就发明放炮的火药了？！与“北伯侯崇侯虎”同一级别的就是“西伯侯姬昌”，不过这也是概念错误，“伯”是对外环方国领导人的称呼，“侯”是中环诸侯领导人的大号。说“西伯侯姬昌”，又是伯又是侯的，到底算哪个啊，瞎闹腾嘛。总之，明朝的这位许仲琳老先生的书，《封神演义》，挑剔起它的错来没完没了，我们就别跟他老人家过不去了。
崇侯虎在自己的封国（陕西户县地区）得到谍报，西边岐山下的姬昌正在有动作。插一句的说，我们这里也得严谨，以免落得跟许仲琳一样。我们这里说“姬昌”俩字，也是不对的。当时的姓并不放在名前面连用，就像商王族的“子”姓，不能放在纣王的名“受”前面连称“子受”一样。姓在当时属于一整个家族的徽记，我们只能说商王朝的贵族是子姓，周方国的贵族是姬姓，周方国是姬姓国家，但不能冠在人名前，叫“子受”、“姬昌”都是错误的。对于“姬昌”只能叫他“昌”——这是他的名，但只呼其名对领导是不礼貌的，所以最好前面缀上他的官号，总称“周伯昌”，《淮南子》一书里，崇侯虎和商纣王就是这么称呼他的。另外，叫他“西伯”也行，他也会很高兴，意思是西方的老大，也是官号。我们就叫他西伯吧。
西伯在岐山，有一些特殊动作，崇侯虎把它看在眼里，然后向商纣王作了汇报。
他的汇报内容，历史上给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战国学者和司马迁的版本，说崇侯虎对商纣王汇报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西伯大行仁善，诸侯都拥戴他，这样下去将不利于纣王您啊！）
据战国学者说，西伯是个大善人，特仁义，连挖坑的时候挖出无主的尸骨来，他都命官吏用公款安葬它，而不是随便扔进垃圾箱——所谓“泽及枯骨”。对枯骨尚如此，对活人就更好了。在他管的那一亩三分地，公共福利达到了瑞典的水平，据孟子说，西伯把国家天然动植物园（山泽）对外开放，随便人们进去打渔打猎砍树占公家便宜，又免征市场交易税和商品流动关税，让商人们发财，对于农夫，只征10％的粮食，对于犯罪分子，也不连坐他们的妻子家产，对于当官的，世代发工资，而对于“鳏寡孤独”这四类无依无靠的穷人，西伯每次行仁义的时候，都先从这四类开始。总之，西伯对民间征敛很少，行仁义发出去的却很多。不过这多是战国学者的美化，西伯如果真这么干的话，“物质守恒定律”就被破坏了——只会导致国库收支不平衡，收不敷出，养不起军队。可是据说西伯还是硬掏出公款，把老年人（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