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六章 大周天子（公元前1046—前771年）
往往偏离人的道德规范。
而纣王遗留的猛将“飞廉”，带着商王朝原本驻扎在山东地区的主力军队，与东夷族并肩战斗，跟周公、姜子牙统帅的周军进行了长期鏖战，期间胜负有起有落，但是失去帝国财政支持的飞廉禁不起消耗，也没有人员补充，他的主力越打越少，直到被追到了海边，山穷水尽。飞廉在告白祭祀了纣王在天之灵之后，拔刀自杀。一个烈烈煊赫的商王朝，经历六百来年风雨历程，至此彻底焚灭。
飞廉是恶来的爹，据说“恶来有力，飞廉善走”，都是飞毛腿，飞廉死后被民间认做风神。飞廉而且是F4中伯益的后代，后来他与伯益一并成为秦人的祖先。
《诗经》“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就是周公东征士兵一去一回的写照，充满哀情悒郁。当时从征的，不光有周人，也有周人挟持下的诸侯联军。去时风花雪月，回来雨雪凋零。这场东征战斗，不论对于敌人和征伐者来讲，都是一种哀情。
周公反思了周初暴乱的原因，实在是中国地域太广，周人政治中心偏在陕西，对中原鞭长莫及，于是他在当政第五年起开始于天下中央的洛阳地区修建洛邑，以镇抚东方，经济上成为当时的上海（面积则等于清华大学），而政治中心依旧是陕西的镐京。两个地方各有六个师和八个师合计四万多人的常备军驻扎，这也是周王朝所有的国家常备军。再多不是他不想养，而是养不起了。
依靠这样区区几万军队，对付分散盘踞在周控地区以外的上千个诸侯，当然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周公费尽心思，创出了一种保家卫国的绝技，那就是“周礼”！周礼规定了人们起坐卧行、吃饭上朝、哭丧穿衣以及等级尊卑的秩序，根本目的在于给周天子撑腰，让诸侯们服气他。
周公把自己制定的“周礼”，下发给全体臣民去练习。
按照《周礼》要求，不同等级的人，见到不同等级的人，在不同的场合，要有十数种不同的磕头方式。不光磕头有分教，连走路说话都有章法：你在尊贵者或长辈面前经过时要“趋”（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稳地迈着方步过去。在登上堂的时候，从东边上的话先迈右脚，从西阶上的话先迈左脚，每登一级都要稍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登堂以后（堂就是大客厅），由于堂空间比较狭小，所以不必趋，而要“接武”，“武”指足迹，“接武”就是后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迹之半的地方。如果手里拿着贵重的礼玉，那无论在堂上或是在堂下庭院，都不必趋，因为怕跌倒摔坏了玉。
好，我们把整套行走的动作连贯一下，请大圣人孔子给我们示范：进入鲁国国君的宫院大门时，孔子作出害怕而谨慎的样子，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似的，到处躲躲闪闪。孔子经过的时候，不敢经过门的中央，走过门的时候，不踩门槛。孔子提起衣襟往堂上走的时候，十分恭敬谨慎，好像憋住气不敢放一样。走近鲁君座位的时候，面色矜持庄重，脚步加快，言语拘谨，好像底气不足一样。这种拘谨的状态直至拜见完毕（中间最难的是如何就座、如何磕头我们待会再说）。孔子走出宫室降下台阶，面色才开始放松。下完了台阶，孔子再快快地向前急走几步，犹如鸟儿展翅一般。但是，这也好不了多久，等到回到自己车上的时候，孔子便又摆出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了。这简直就是演电影或者跳芭蕾舞那么复杂。核心的指导思想就是尽量显得自己渺小，在尊长（国君）面前不是人。
试想，一个精通了这些繁文缛节的人，整天规规矩矩、必恭必敬的人，还会想着跟人打架和造反吗？礼仪这种东西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它可以通过约束行为模式而改变心性，最终维护大周朝所追求的等级秩序。
如果上千诸侯都习惯了周礼，就不敢对天子造次了。
《周礼》中无处不在体现天子、诸侯、大夫、臣民这些等级秩序。譬如坐席子——大周朝的人不是直接坐地上，屁股下面有席子——按照规定，天子坐的席子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之席两重。席的花纹也有差别，显示了等级差异，不可铺错了，即便是在家独处。孔子有个大贤学生，死前发现躺的席子花纹超过了他自己的身价级别，就嚷嚷着爬起来要换，换成低级的，结果没等抻完席子就把他折腾死了。席子在屋内的摆设位置也有尊卑的差别，离门的远近，是东是西，都蕴涵着等级秩序。臣子不能和君主同坐一席，当然，男人和女人也得分开（当些礼当然都是对贵族士大夫们来的，老百姓可以免了，所谓礼不下庶人。那庶人用什么呢，庶人用刑就行了。拿刑罚治他们。而刑又不上大夫。从某种意义上讲，“礼”就是给大夫用的刑）。
入席的时候，应该从席的后面上去，谁从前边迈上去谁是混蛋。坐下以后，必须跪姿，屁股压在后脚跟上，膝盖离席子前沿保留一尺间隙，以表示谦恭。若是在读书和进食的时候，则又不要保留间隙，尽量往席子前沿坐，以免看不清书或将食物落在席上，那就不乖了。
跪坐的时候，当然也不能穿着鞋。只有资格最高的人才可以把鞋脱在屋里，其他人必须脱在屋子外（就是堂下）。所以，如果看见户外有两双鞋，则知堂上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