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爹我十岁那年，你爷爷得了霍乱。早晨病，中午死。那年，高密县家家有死人，户户有哭声。邻居们谁也顾不上谁了，自家的死人自家埋。我与你奶奶，说句难听的话，拖死狗一样，把你爷爷拖到了乱葬岗子，草草地掩埋了。我和你奶奶刚一转身，一群野狗就扑了上去，几爪子就把你爷爷的尸首扒了出来。我捡起一块砖头，冲上去跟那些野狗拼命。那些野狗瞪着血红的眼睛，龇着雪白的牙，对着我呜呜地嚎叫。它们吃死人吃得毛梢子流油，满身的横向，一个个，小老虎，凶巴巴，人吓煞。你奶奶拉住我，说：“孩子啊，也不光是你爹一个，就让它们吃去吧！”我知道一人难抵众疯狗，只好退到一边，看着它们把你的爷爷一口撕开衣裳，两口啃掉皮肉，三口吃掉五脏，四口就把骨头嚼了。又过了五年，高密县流行伤寒，你奶奶早晨病，中午死。这一次，我把你奶奶的尸首拖到一个麦秸垛里，点上火烧化了。从此，你爹我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白天一根根子一个瓢，挨家挨户讨着吃。夜里钻草垛，蹲锅框，哪里方便哪里睡。那时候，你爹我这样的小叫花子成群结队，讨口吃的也不容易。有时候一天跑了几百个门儿，连一片地瓜干儿都讨不到。眼见着就要饿死了，你爹我想起了你奶奶生前曾经说过，她有个堂兄弟，在京城大衙门里当差，日子过得不赖，经常托人往家里捎银子。于是，你爹我决定进京去投亲。一路乞讨，有时候也帮着人家干点杂活儿，就这样走走留留，磨磨蹭赠，饥一顿，饱一顿，终于到了。你爹我跟随着一群酒贩子，从崇文门进了北京城。恍惚记得你奶奶说她的那个堂弟是在刑部大堂当差，便打听着到了六部口，然后又找到刑部。大门口站着两个虎背熊腰的兵勇。你爹我一靠前，就被一个兵勇用刀背子拍出去一丈远。你爹我千里迢迢赶来，当然不会就这样死了心，便整天价在刑部的大门口转悠。刑部大街两侧，有几家大饭庄，什么“聚仙楼”啦，‘贤人居”啦，都是堂皇的门面，闹嚷嚷的食客，热闹时大道两边车马相连，满大街上飘漾着鸡鸭鱼肉的奇香。还有一些没有名号的小吃铺，卖包子的，打火烧的，烙大饼的，煮豆腐脑的……想不到北京城里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怪不得外地人都往北京跑。你爹我从小就能吃苦，有眼力见儿，常常帮店里的伙计干一些活儿，换一碗剩饭吃。北京到底是大地方，讨饭也比高密容易。那些有钱的主儿，常常点一桌子鸡鸭鱼肉，动几筷子就不要了。你爹我拣剩饭吃也天天闹个肚子圆。吃饱了就找个避风的墙角睡一觉。在暖洋洋的阳光里，我听到自己的骨头架子喀吧喀吧响着往大里长。刚到京城那二年，你爹我蹿出一头高，真好比干渴的小苗子得了春雨。就在你爹满足于乞食生活、无忧无虑地混日子时，突然地起了一个大变化：一群叫花子把我打了个半死。当头的那位，瞎了一只眼，瞪着一只格外明亮的大眼，脸上还有一条长长的刀疤，样子实在是吓人。他说：“小杂种，你是哪里钻出来的野猫，竟敢到大爷的地盘上来捞食儿？爷爷要是看到你再敢到这条街上打转转，就打断你的狗腿，抠出你的狗眼！”半夜时，你爹我好不容易从臭水沟子里爬上来，缩在个墙角上，浑身疼痛，肚子里又没食儿，哆嗦成了一个蛋儿。我感到自己就要死去了。这时，恍恍惚惚地看到你奶奶站在了我的面前，对我说：“儿子，不要愁，你的好运气就要到了。”我急忙睁眼，眼前啥也没有，只有冷飕飕的秋风吹得树梢子呜呜地响，只有几个快要冻死的蛐蛐在沟边的烂草里唧唧地叫，还有满天的星斗对着我眨眼。但是我一闭眼，就看到你奶奶站在面前，对我说好运气就要来到了。我一睁开眼睛她就不见了。第二天一大早，日头通红，照耀着枯草上的白霜，闪闪烁烁，很是好看。一群乌鸦，呱呱地叫着，直往城南飞。不知道他们匆忙飞往城南去干什么，后来我自然明白了乌鸦们一大早就飞往城南是去干什么。我饿得不行了，想到路边的小店里讨点东西填填肚子，又怕碰到那个独眼龙。忽然看到路边的煤灰里有一个白菜根儿，就上前捡起来，回到墙角蹲下，喀喀嚓嚓地啃起来。正啃得起劲，就看到十几匹大马、马上驮着头戴红缨子凉帽、身穿滚红边灰布号衣的兵勇，从刑部的大院子里拥出，在那条刚刚垫了新鲜黄土的大道上嗒嗒地奔跑。马上的兵勇挎着腰刀，手里提着马鞭子，见人打人，见狗打狗，把一条大街打得干干净净。过了一会儿，一辆木头囚车，从刑部大院里出来了。拉车的是一头瘦骡子，脊梁骨，刀刃子，四条腿，木棍子。囚车里站立着一个被头散发的囚徒，一张脸模模糊糊，眉目分不清楚。囚车在路上摇晃着，缺油的车轴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车前，由刚才那几个来回奔跑的马兵引导，马兵的后边是十几个吹着大喇叭的吹手。大喇叭发出的声音无法子形容，哞——哞——哞——一群牛哭。囚车的后边，是一小撮骑马的官员，都穿着鲜明的朝服，当中那个大胖子，留着两撇八字胡，有点不真，敢情是用糨子粘上去的。官员的后边，又是十几个马兵。在囚车的两旁，护着两个穿黑衣、扎板腰带、戴红帽子、手里提着宽阔大刀的人。他们俩都生着紫红色的脸膛——那时我不知道他们是用公鸡血涂了脸。他们俩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