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地表达了出来，使内阁辅臣大吃一惊。
周延儒赶忙跪在地上表示：臣愿意代替皇上亲征。朱由检不表态，自顾自抬头仰视，频频摇头。
次辅陈演也跪下来请求：首辅事务繁忙，臣可以代替皇上亲征。朱由检仍不开口，只顾摇头。
次辅蒋德璟也跪下来说：臣其实可以去。朱由检还是大摇其头。
机敏的周延儒有所领悟，再次请求到前线去指挥作战。朱由检这才冷笑道：先生果然愿意去？朕在宫中作过占卜，此时此刻最为合适，你一出宫门，不要回头，一直向东前行。并且交代他，以内阁首辅身份督师，阻断敌军归路，务必全歼。
周延儒知道，在此之前吴甡受命督师故意拖延时间，皇上非常气愤；他不想重蹈覆辙，立即行动。这是他的机敏之处。然而，他没有驰驱战场的经历，指挥打仗毕竟是外行，何况对手是所向披靡的满洲铁骑！他不想冒着枪林弹雨去为国捐躯，这是他过于精明之处，也就是“太使乖”的秉性使然，结果把一幕喜剧演成了一幕悲剧。
当他赶到通州时，东起天津，西至涿鹿，三百多里范围内，清军把掠夺来的物资，车载骡驮，浩浩荡荡北撤。明朝军队根本不敢阻击，只是在远近城楼上不停地鸣炮恫吓而已。这当然是周延儒的主意——避免与清军直接交战；他自己则躲在通州城内，每天忙于和幕僚、随从、统兵将领举办宴会。前来“勤王”的四总兵——刘泽清、唐通、周遇吉、黄得功，轮流在绛色幕帐内大摆筵席，宴请督师大学士及随征四大臣——方士亮、蒋拱宸、尹民兴、刘嘉绩。随征四大臣又回请四总兵，“陪酌”督师大学士。
周延儒就是如此这般在筵席上面“督师”的。每天午后，督师衙门开门办公，收受文书；晚上和次日早晨，两次起草“捷报”，向宫中传递。当时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督师大学士周延儒：虏畏炎熇归思催，黄金红粉尽驮回。
出关一月无消息，昨日元戎报捷来。说的是周延儒名为督师，却从来没有视察前线，犒赏将士，他的所谓“督师”，是在耍弄政治手腕。为了慰藉皇帝，不断谎报军情，诡称捷报频传。
他的那些“捷报”全是假的。谈迁在《国榷》中指出，如果周延儒真心要报效国家，在险要关隘布置伏兵，另外分兵从后面追击，孤军深入、疲惫不堪的清军势必遭到重创。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大量军队尾随在清军后面，放纵他们出塞北上。无怪乎当时有人怀疑周延儒是不是接受了清军统帅的重贿，故意假道放行。这种怀疑显然没有根据，周延儒再奸佞，也不至于做出叛国的事情。但是，如此精明的他，居然在皇帝眼皮底下，谎报军情，实在匪夷所思，或许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周延儒此人太精明，太不老实，自以为占了便宜，其实是最大的吃亏。他也不想一想，如此众目睽睽之下的战争动态，老是谎报军情，难道不会露出破绽？朱由检并非昏君，那么容易欺骗？他早就有所布置，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派出的情报人员，就在前线，他们打探到真实情况，通过司礼监太监报告给皇帝，所以朱由检了如指掌。他对周延儒竟敢以谎报军情的手法，欺君罔上，大为恼怒，下令五军都督府、兵部官员组成军事法庭，对周延儒“蒙蔽推诿”的案情进行审查。审查虽然是“背靠背”进行的，毕竟受审查的对象是政府首脑，军事法庭不敢对周延儒严加惩处。
周延儒自己深知罪行严重，正惴惴不安地“席藁待罪”，为了免于一死，自己向皇帝请求流放边疆。
令人不解的是，皇帝下了一道措辞极其温和的圣旨：“卿报国尽忱，终始勿替，许驰驿归，赐路费百金，以彰保全优礼之意。”这道圣旨是让他体面地致仕（退休），为了保全对他的恩宠，还赏赐路费，由官方的驿站送他回归宜兴老家。当有关部门的审查报告送上，请皇帝批示时，他回答说：周延儒功大于罪，不必再议了。
就这样，已经做好流放打算的周延儒，居然侥幸逃过一劫，得以衣锦荣归了。
难道周延儒从此就可以优游林下，避开政治风波了么？
这很难说，恐怕凶多吉少。此人复出后固然做了一些好事，但是秉性难改，私心太重，过于贪婪，一旦下台，言官们决不会放过他。正如李清《三垣笔记》所说，有识之士以为，周延儒应酬交际太滥，门生故旧有所请求，很少有不答应的；他又熟于世故，讲究情面，热衷于权钱交易，对于贿赂是来者不拒。一旦事发，必将面临两难选择，如果遵纪守法势必遭来怨恨，如果徇私枉法必将连累自己，二者必居其一。李清也算是周延儒的门生故旧，了解他的为人，在他势力最为显赫的时候所作的预测，日后果然应验了。然而，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是机敏过人的周延儒始料不及的。
突破口就是周延儒的门生范志完。志大才疏的范志完，凭借“座主”周延儒的权势而飞黄腾达，由山西巡抚晋升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蓟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各镇军务；以后又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辽东宁远军务兼辽东巡抚，不久又兼任蓟州、昌平、通州、登州、天津等处总督。也就是说，辽东、山海关内外、京津地区的防务，完全交给一个总督，这是极不明智的。当年袁崇焕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