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我终于走出了怎样扭曲怎样黑暗的生存环境才有了眼前这一点点成功——我连做了整容手术都不敢让人知道，我怎敢自己的隐私在一瞬间被曝光？我可不愿做焦点人物，不愿在媒介报刊上亮出家丑。我终于硬着头皮走过去了，走多远都不敢抬头，更不敢往回看。后来听旁边有人对我嘀咕：“商痕你看那个人，是不是有病啊，使劲儿跟着我们走，你看他和你长得还挺像的呐！”我白了他一眼：“胡说八道！”但在同时，我确实看见了商彤，他一直在跟着我们走。我们快他也快，我们慢了他也慢。我们绕过一座河湾，又翻过一座碎石山，还能看见他，愣愣地，拎着铁锨，一脸茫然。
后来我就去了大连，做了一年广告策划的工作。
在大连，我寻着了尘叔家的那栋小楼，找到了父亲年轻时呆过的那个话剧团——它已经拆迁，新地址是位于南石道街的一座刚竣工的文化大楼，很漂亮，很气派，很现代，练功房排练厅剧场应有尽有，可惜他不属于父亲；我为自己找的住处就在青云街，房子是快要动迁的老房子，租金很便宜，也很清静，建在绿山腰，屋后是疏密错落的松林，房前是一片色彩鲜艳的菜园子，视野很宽敞，不用走出房门就可看见那片母亲幼年时呆过的墓园，它就在山脚下，很荒凉的样子，已被世人遗忘。
1994年的冬天异常寒冷，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构思关于墓园的校旱了，稍有闲暇就去幕园里转悠——我在那里猜度母亲和尘叔的相识，想像着父亲的单相思和苦恋，晚上躺到冰冷的小床上我会彻夜失眠，或者在每一个难捱的长夜里恶梦连连。有一天我就梦见了商彤，他也在墓园里转悠，像我，像所有的亡灵，更像飘荡在残亘断碑间的孤魂野鬼，一片云雾缭绕之中，他追我在墓园无处可逃，无处可躲，追我到墓园外的绿山上，追我到悬崖峭壁的边缘，漫天鼓荡的寒风中到处都是他的声音：“哥哥，哥哥，为什么你看见了我却不敢认我？为什么我走近你，你却躲着我？”那些日子里，我总是被突如其来的梦吓醒——在梦中，我被商彤步步紧逼，却无从辩驳，后退无路，最后失足从悬崖顶上坠下去，坠下去。
1995年，由于喜欢《LOVE》，也由于我为《LOVE》写了《梨香院的故事》、《红璎珞》、《商州的家织布》、《商镇来了上海人》等诸多散文，以及《老区里的老妇联》，《走过战争的女人》等记者专稿，很被读者钟爱，也颇受主编青睐，我就回到了西安，来到了《LOVE》编辑部，做编采合一的工作。
4月份的时候，我去户县采访农民女画家李风兰，在马王镇换车的时候，我遇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子，她问我：“你认识商彤吗？”莫名其妙，我摇头。她又说：“你和商彤长得真像！”我坐上车后她又追了上来：“你一定认识商彤，你一定就是他的哥哥！”她说：“商彤曾对我讲过，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你一定是的。”汽车启动了，她追着汽车跑：“请告诉我商彤在哪里？我一直都在找他，我怎么也找不见，怎么也找不见他呀！”
什么都没有听见，什么都不知道，汽车把她远远地甩开了，抛开了，但她一直在追着，嘴里不停地喊，不停地喊，喊！
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只是，自此之后，我的心里会莫名发慌，莫名发痛。
那种紧牵着，揪扭着，直绷着的慌啊！
那种被窒息，被扯断，被掏空的痛啊！
让我不明白，商彤到底怎么啦？我到底怎么啦？
为什么，在我年幼的时候，我会无所顾忌，我会心无旁怠地去喊他一声：弟弟。
为什么，在今天，我会有这么多的顾忌，我会做作，虚伪，冷酷，无情。
在我一次次做错事的时候，在我内疚、惭愧、自责、自怨的时候，在我对一切都无知无觉的时候，一定有什么发生了又被我错过了——维系着我和商彤的那根链子，似乎再也接不住了；或者，有一根线，蓦地断了，脆生生地响了一声就断了，我们谁也没有听见，却被各自的伤弄疼了，反弹向虚无，反弹向空落，反弹向缥缈，反弹向沉浮——什么时候他失去了我？什么时候我淡漠了他？我与他，竟然是无知无觉？无知无觉？！
老吴头告诉我，1992年秋天我在秦岭梁顶看到商彤的情景，商彤后来也对他说了。商彤那一刻的感觉挺像我的，分不清做梦还是清醒，分不清真实还是虚幻，他弄不明白那个背着旅行袋低着头急匆匆走过的披头散发的人，究竟是不是他的哥哥。
老吴头告诉我，1993年我在沙窝子看见商彤铺柏油路的情景，商彤也对他学了。商彤没料到哥哥做了整容手术，做了整容手术他更能一眼认出来这就是他的哥哥，他那时最想认哥哥。在我们一行人走远后，商彤在绝望中哭了很久。老吴头说：“细皮嫩肉的彤儿，天生就不是开山修路的材料，他每次回来都不愿再去工地，总要让你母亲好说歹说哄劝老半天才肯再去上班。”老吴头的声音幽幽地：“可怜的彤儿啊，他其实是想告诉你，你父亲的腿伤已转为骨癌晚期，你母亲被火烧伤的眼睛早已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