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殖民者眼里，中国人以“勤勉”、“爱好和平”、生性“懦弱”而著称。而现在，经历了上一次的爪哇乱战，巴达维亚大半杯轰为废墟，荷兰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了改变。
根据中荷两家公司的马尼拉和约，荷兰殖民地对所有中国人开放。
重新担任总督的彼得逊.昆用高额工资招引万丹的中国人，而且对移居到巴达维亚的华商课以轻税，并奖励华侨招引同乡来巴城。
这一政策极为成功，中国来的大帆船运来了大量中国移民，中国人一旦获得能够自立的资产，便在巴城安家落户，也不介意与被送到这里做奴隶的巴厘女子通婚。华侨人口不断增长，而在巴城内的华侨多数从事商业活动，从流动小贩到固定摊贩，到零售商和批发商，形成了完整的商业网。荷兰殖民者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将巴达维亚的居民按不同人等赋予不同的法律地位，其中，荷兰人居上层，华人处中间，底层的是原住民。与原住民采用当地法律和法庭审判不同，华人和欧洲人一样，可采用荷兰法律并在荷兰人的法庭进行民事诉讼和审判。经济上，华人不仅可从事各种中介业工商业，部分上层华人还承包各种税收和获得某些专利，经济发展明显优于原住民。荷兰总督昆把一切零售商业包括沿海贸易承包权交由华人甲必丹（首领）负责。他试图采取“以华治华”的政策，通过任命华人甲必丹，对华侨社会进行控制和间接统治。李锦已经离开巴达维亚，正式成为中华公司的股东，担任公司外事局的主管，不再为荷兰人办事了。此时，华天公司的旗号虽然还在南洋，但是已经成为中华公司的同盟者了。
昆总督在当地华人中寻找了半天，找到了一个在当地有百余年历史的华人家族的首领，苏鸣岗为甲必丹。此后，甲必丹被巴城华侨富商阶层的头面人物苏鸣岗把持了这一职位，本地华侨家族为了自家的利益，
甲必丹被认为是华侨在荷兰总督府里的利益维护人和联系官方事务的中介人。每个华侨需按月到甲必丹府第交纳人头税，并至少每年报到一次。1618年，华侨支付的人头税占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城市征集的人口税和其他税收所得总和的一半以上。在巴城当局对赌博、零售业、货物进出口、木偶戏等行业所征收的21个税项中，华侨承包了其中的17个。在荷兰人这里尝到一点甜头后，中华联合公司在巴达维亚的商馆就被人有意地忽视了。中国人喜欢内讧的老毛病又一次发作，在荷兰人支持下，这些本地华侨家族联手抵制中华公司的垄断贸易。
实际上，“爪哇乱战”五年后，华人在整个爪哇北部沿海地区，都已经享有了比土著民优越的法律和经济地位，这引起了原住民的妒忌和强烈不满。不少巴达维亚、万丹、泗水土著把华人看成是继荷兰人之后抢走印尼原住民财富的剥削者，同时，华人也成了马达兰土邦国国王的眼中钉。
这一任马达兰国王的父亲在上一次爪哇战乱中，靠着中华公司军队的支持打败叛军的。马达兰国王素丹阿贡即位之初，就有征服全爪哇、统一全爪哇的宏图。为实现这个计划，即以征服苏鲁马益管辖的邦维坦(爪哇东部诸地)及马都拉国为第一步。这些地方，当他父王死时，还在交战之中，未曾彻底征服。其后数年，他们还竭力抵抗马达兰的征伐，保持独立。但素丹阿贡的最大敌手，却是1613年后的重新发展起来的巴达维亚。荷兰人进入爪哇前，在西爪哇地区，除万丹王国外，还有保持半独立状态的雅加达和井里汶，在十六世纪末，雅加达已不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了，因为香料贸易已经完全集中于万丹，尽管万丹的港口条件不如雅加达。而在爪哇战乱后，靠着中国人的勤劳，巴达维亚的繁荣已经夺去了万丹的不少贸易份额。
索丹阿贡企图征服巴达维亚，也想要征服万丹。但是，这些地方都有中华公司的商馆，井里汶苏丹更是和中国人联手结成同盟。
由于中华公司、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在万丹都有商馆，他们都支持万丹保持独立地位。大约在尹峰发起反海禁的战争的时候，也就是两年前，马达兰国王素丹阿贡想要攻占万丹，但是他的军队被万丹首相腊纳孟加拉的军队击败，万丹军队中有中华公司和荷兰人雇佣军的身影。素丹阿贡知道了这一事实，对中国人、荷兰人非常不满。他向荷兰人占据的巴达维亚派出使者，要求荷兰人为此做出解释。
荷兰人明白，马达兰国王的目标是整个爪哇。荷兰总督昆想尽办法要把素丹阿贡的目标转向华人。他告诉马达兰的使者：中华公司和中国人是荷兰人的债主，海上贸易被中华公司垄断了大半，只有除去中华公司在爪哇的地盘，荷兰人没有了债主，才能和马达兰国合作。
马达兰土邦的封建主们本来就对中国人非常不满，在荷兰人挑动下，马达兰国王素丹阿贡准备和以前的同盟者中华公司翻脸了。
这时，中华公司和大明朝廷开战的消息传来，西洋殖民者闻讯大喜。
同一时刻，另一个新来的南洋玩家英国人也开始了动作。英国人曾试图在帝汶的昆贝洛建立商馆，为荷兰人阻止，但却在1614年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