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军一日之内连打两仗，连战皆捷。不过其伤亡人数也达到了1000余人，为与朝廷开战以来单日之内伤亡最大的一天。京师东郊大战，中华军也伤亡千余，不过那时连续两日作战后的统计。
第二旅从武清县赶来，接替第一旅为后卫，中华军步军撤离河西务战场，与次日早晨退到了武清县城。骑兵团追击官军一直到了保定城下，三日后才返回武清。
大批的官军俘虏被押往天津卫。现在，原先的卫城以西的大校场已经成了俘虏营。
而在大沽口海岸边，绵延一里多的临时营地内，大量的俘虏正在等待转运。几百艘小舢板、当地的渔船甚至简易木筏都在大沽口河口、海滩上忙碌不停，把大批人员转运到距离海岸线三里外的中华公司船队上。在依旧漂浮着流冰的渤海上，几百艘打着蓝底中字旗的大帆船正在那里忙着“装货”。
等在海滩上的，大约有数千名想要移民到琉球、台湾、吕宋或者南洋殖民地的本地人。这些华北农民大多数是京津卫附近皇庄、官庄的佃户。中华军并没有触动土地制度的动力，尹峰也从没想过要对土地制度动手。对于一般的地主阶层，中华军只要他们不捣乱，就不会去触动他们。中华军的原则是打击朱明皇室和皇亲国戚，所以对皇庄和官庄一律抄没财产，烧毁地契，解散佃户。不少皇庄佃户、奴仆因此担心遭到官府报复，决心跟着中华军一齐撤离。
不过，在海滩上等着出海的，更多的是官军俘虏。
北线历次作战下来，大约产生了5万多官军俘虏。中华军在对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作战时，经常把敌方军官、士兵俘虏用来赚钱。由于明军没有拿钱赎回自己军官的传统，中华军对这些军官俘虏区别对待：有武举功名的中高级军官一律释放，用来营造与朝廷和解的气氛；那些靠军功上位的军官，则统统被装船运到了海外；他们和大多数士兵俘虏一样，需要在中华公司殖民地做两年苦工为自己赎身。其后，他们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回老家也可以。
当然，也有一些下级军官和兵丁自愿投效中华军。这些人为数不少，在5万多俘虏中有大约8000多人愿意参加中华军。陈衷纪可不想让明军的军纪带坏中华军士兵，也不想打击明军士兵投降的“积极性”，因此就地组建了由俘虏组成的几支徒手辅助部队—实际上就是军营中的苦力。不过，事先和那些小军官们说好了，中华军军纪一律六亲不认。而且，他们想加入正规中华军部队，一开始只能以士兵身份参加地方保安队-庄丁队，而且必须经过军校的学习且考核合格、或者参加海外殖民地的驻守作战任务，然后才有进入正规军部队、升迁军官的可能。
在陈衷纪看来，经过这些程序后，还能够坚持加入中华军野战部队的人，应该已经被中华公司的理念同化的差不多了。
北运河边的战斗结束后，官军全线停止了行动。京衢直隶境内的地方部队、勤王部队全体就地休整。仅仅一天之内，朝廷主战派寄予厚望的四川白杆兵和车营部队都被打得几乎全军覆灭，这使得主战派官僚失望之极。
主张招抚的一派跳了出来，声势顿时高涨。
此刻南线的局势十分平静。安庆之战后，在太湖沿岸，颜思齐带领第五旅一直向南打到湖州城下，然后才施施然返回苏州。他再次将张鹤鸣集结起来的数万军队打败了，其中包括数千贵州苗族土司兵。
此后几个月，官军和中华军全都停止了行动。
中华联合公司商贸部几乎把总部的人手全抽调往江南来了。他们一边在江南繁华之地过年，一边大作生意。曾景山带着吕宋分公司的人也来到江南，公司董事会的几个巨头也来了，声称要在冬季北风转变之前，把江南今年出产的丝织货物、茶叶、布匹以及其他手工艺品统统扫空。
江南地区在这时已经普遍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由此产生的衍生产品促使这些地区商业繁荣，较之纯粹的粮食生产收入更高。从松江府的华亭、上海到苏州府的嘉定、太仓、昆山、常熟，大多“三分宜稻，七分宜木棉”，农家“多种木棉”，“专业纺织”。棉花种植及与此相关的纺织业的收入，成了这里农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棉作收入本已超过了稻作收入，而纺纱、织布，其收益就更为可观：“农村纺织尤尚精致，农暇之时，所出布匹以万计，以织助耕。”
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说道：“(松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其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单纯种植粮食作物的农家，其实已经不多了，贸易发展使得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已经不再是江南地区的主要生产活动，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已经成了江南地区的经济支柱。因此江南虽然说是鱼米之乡，但也是需要外地粮食运来调剂市场的。普通农户一般在开春之前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贫穷之家经常家无余粒，以致到了五月要下田干活时，则又取冬衣典当易米而食。
中华军士兵也是头一次在江南繁华之地驻扎。战争总是会造成破坏的，特别是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