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最后的决定，他已经向东京报告吴佩孚同意出山，东京要求他确定举行就职典礼的日期。然而，当他把东京的意思提出后，吴佩孚却不紧不慢地提出了就职的条件，那就是：成立一支由吴直接指挥的三十万人的军队，日军撤出华北。川本没想到紧要关头吴佩孚会来上这一手，于是吵着要剖腹自杀，但是没等他拔刀，吴佩孚已经甩开袖子走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公开投敌，朱家骅得悉汪精卫派特务欲拉吴佩孚下水的情报后，又叫沙孟海起草了第二个致吴佩孚的电文。不久，朱家骅收到吴佩孚通过张芳岩交北平地下人员拍回的一个电报，言词恳切：“仆虽武人，亦知大义，此心安如泰山”。这表示了他在大是大非上的立场。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日本特务计出多端，吴佩孚却终于没有“出山”。
四弟进了“参事室”
沙孟海的四弟沙文威，是李克农直接领导下的中共情报人员。
1937年冬，国民政府从南京撤至武汉，蒋介石特令在军事委员会属下成立一个参事室，聘请各路诸侯中的军事将领出任参事，为最高统帅部出谋划策，蒋介石特命朱家骅出任参事室主任，负责组建参事室的工作班子。
如果能设法打进这个机关，对于中共情报战线，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胜利。然而，在介绍沙文威进参事室时，沙孟海可没少担心思。沙文威1931年在浙江被捕时，他曾请朱家骅、陈布雷联名发电报营救，万一朱家骅记起这事，可就不大好交代。他把疑虑说给了兄弟，沙文威说：“朱先生那么忙，要记也不一定记得那么准。再者，我现在不叫沙文威，叫沙重叔嘛！”
沙孟海深以为是，连声说：“对，朱先生知道我兄弟多，如果问起你，你就说不是我，是另一个兄弟。”兄弟两人哈哈大笑。经过沙孟海的推荐，沙文威被朱家骅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干事。不过，沙孟海到底还是捏着一把汗，直到朱家骅调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王世杰接任参事室主任，沙孟海才舒了一口气。
1938年1月，沙文威走马上任，出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干事。经过一段时间工作，沙文威发现，参事室真是一个情报的金山，军委经常有文件发往参事室，管文件收发的恰恰就是沙文威。而且按照朱家骅的规定，沙文威可以拆看文件，然后再分类送往各有关负责人。尤其有意思的是，参事室一应家具，诸如书柜、写字台、文件柜，都由沙文威来买购置。他不贪污，也不想拿“回扣”，家具买得又便宜又美观，主管秘书十分高兴，几次对沙文威说：“朱先生对你的工作很满意！”保藏机密文件的柜门钥匙，沙文威早已多配了一把，当时在参事室偌大一个机关中，夜晚住在机关的只有沙文威与传达室工友两个人。因此，夜阑人静之际，沙文威可以从容不迫地把需要的文件一一誊抄。1938年夏，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中德关系日趋冷淡。汪精卫建议派朱家骅率一个代表团去会晤希特勒。朱家骅尚未成行，中央政治委员会已送来一大批绝密文件。绝密件沙文威不能拆看，秘书把它们锁进了文件柜，当晚半夜，沙文威便将文件摘抄了一遍……
军事委员会的绝密文件通过博古夫人，以后又通过解放后出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的张唯一，源源不绝地送到李克农手中。武汉失守，军事委员会参事室迁到重庆红岩村后，这类文件又通过李克农的老搭档吴克坚，源源不绝地送给了周恩来。时任《新华日报》主编的吴克坚曾多次告诉沙文威：周恩来非常喜欢看你写来的情报……
“大雄宝殿”补题款
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匾额，是1953年宝刹修葺时，浙江书法界泰斗张宗祥推举沙孟海题写的，因沙孟海善书擘窠大字。然而，1957年，当他的三弟、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后，他作为兄长，题写的匾额也不能继续存在了。一个旗帜鲜明的决定很快做出：把沙文若(沙孟海字文若)三字从匾额上抹去！于是，在“整修内部，暂停参观”之后，万千游人面对的已是一块没有题款的“大雄宝殿”匾。好在游人中杭州人的比重不算太大，而杭州游客中清楚匾额来历的也不太多，如果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这种格局也许将长远地存在。
那是1970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陪同下访问杭州，游了湖看了戏之后，西哈努克提出要到灵隐寺进香。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提出这个要求无可厚非，但对中国当局却无疑是一个大难题。
1966年6月红卫兵运动发起后，灵隐寺的菩萨也成为攻击的目标，当时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给浙江省委发了电报，指示“暂将灵隐寺封闭，留待运动后期处理”。到这时，灵隐寺仍在继续封闭之中。但西哈努克的要求又不便拒绝，周恩来几经权衡，决定开放灵隐寺，让西哈努克入庙进香！
西哈努克如愿以偿，可谁也不会想到，亲王在进入大殿前会盯着“大雄宝殿”四个字，问陪同参观的中方官员：“这几个字是谁写的？为什么没有题款？”中国官员吃了一惊，他没有估计到西哈努克会有这样的汉学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