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卖糕桥、白土山各地骚扰的英军；事先，从无锡和丹阳派兵会于圌山，并在仙女庙用木栅扎数十小筏，载芦覆沙，截圌山隘口，断其走路；而长江上游则从芜湖派兵沿江下压，杜其窜扰，使“万逆同歼，片帆不返”，实现“转祸为福，振威雪耻”⒃。
《歼夷议》写成后，包世臣密交陈平川上院转呈，而当道者却以“和议可成，不宜失信夷人”为词，拒不采用。爱国军官陈平川“气忿呕血，一病几殆”。歼夷议既不行，包世臣本想毁稿，后来，他考虑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野心不死，“诚恐深入长江，事或再有”；又鉴于“三元里义民，被毒不甘，集乡人歼其渠魁”“沈山头义民，愤切同仇，再破其火轮兵船，夷匪不敢言复仇”，使他深信“草泽中固大有人在”，英雄的中国人民必定能“为国家留千里干净土”。因而“仍存此稿，以俟来者”⒄。因而《歼夷议》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重要历史文献，它凝结、闪烁着包世臣反侵略爱国思想的光彩。
鸦片战争后，包世臣主张省刑薄敛，固结人心，物色人材，吊死问疾，要求起用爱国将领，以振作“强者之气”；同时，积极揭露、抨击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日益加深着中华民族的灾难。在战后几年间，他一再提到洋布的销行对上海附近松、太地区手工纺织业的破坏作用，丝、棉纺织业“皆不偿本”，商贾“生计路绌”，加剧银贵米贱，使“官民均苦”。他认为“推原其由，皆由银贵”。⒅他痛斥外国侵略分子破坏中国主权的活动和那些惧外、媚外的投降派官僚对之不敢过问的可耻行径，指出“夷人鼾卧榻之侧，卖盐卖硝，明犯大禁，而封圻率破例受如恐后!”这表明了包世臣此时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逐步深入的新认识。较之同时期的其他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他的一些认识要更深刻一些。
由于包世臣率先指陈时弊，积极提倡改革，触犯了腐朽的反动势力的利益，因而遭到顽固派和一些有权势人物的打击，其中例如拥有数千顷土地的大官僚两江总督百龄，不仅把包世臣逐出幕府，而且“遍致书中外三品以上”的官员，对他加以诋毁。从包世臣一生不得志的坎坷境遇，可以看到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中有识之士提出改革主张坚持爱国立场的困难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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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论书
余既述诸君子之言为书，因以己意遇之，而知其悉合于古也。右军以管为将军，明书道之机枢在管，而管之不可乱动也。今小仲之法，引食指加大指之上，置管于食指中节之端，以主节斜钩之；大指以指尖对中指中节拒之，则管当食指节湾，安如置床；大指之骨外突，抑管以向右，食指之骨横逼，挺管以向左，则管定;然后中指以尖钩其阳，名指以爪肉之际距其阴，小指以上节之骨贴名指之端;五指疏布，各尽其力，则形如握卵，而笔锋始得随指环转如士卒之从旌麾矣。此古人所谓双钩者也。东坡有言:“执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善言此意已。
仲瞿之法，使管向左迤后稍偃者，取逆势也。盖笔后偃，则虎口侧向左，腕乃平而覆下如悬。于是名指之筋，环肘骨以及肩背;大指之筋，环臂湾以及胸胁。凡人引弓举重，筋必反纽，乃长劲得刀。古人传诀所为著悬腕也。唐贤状拨镫之势云:“如人并乘，镫不相犯。"盖善乘者，脚尖踏镫，必内钩，足大指若缝，腿筋皆反纽，是以并乘而镫不相犯。此真工为形似者矣。至古之所谓实指虚掌者，谓五指皆贴管为实，其小指实贴名指，空中用力，令到指端，非紧握之说也。握之太紧，力止在管而不注毫端，其书必抛筋露骨，枯而且弱。永叔所谓“使指运而腕不知”，殆解此已。笔既左偃，而中指力钩，则小指易于入掌，故以虚掌为难，明小指助名指揭笔尤宜用力也。大凡名指之力可与大指等者，则其书未有不工者也。然名指如桅之拒帆，而小指如桅点之助桅，故，必小指得劲，而名指之力乃实耳。
山子之法，以笔毫平铺纸土，与小钟始艮终乾之说同，然非用仲瞿之法，则不能致此也。盖笔向左迤后稍偃，是笔尖着纸即逆，而毫不得不平铺于纸上矣。石工镌字，画右行者，其镦必向左。验而类之，则纸犹石也，笔犹钻也，指犹锤也。是故仲瞿之法，足以尽侧、勒、策三势之妙，而弩、[走+翟]、掠、啄、磔五势入锋之始，皆宜用之。锋即着纸，即宜转换;于画下行者，管转向上；画上行者，管转向下;画左行者，管转向右。是以指得势而锋得力。惟小正书，画形既促，未及换笔而画已成，非至神熟，难期合法。故自柳少师以后，遂无复能工此艺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