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盐”取代“纲盐”制度。他的改革主张，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
银荒问题，是鸦片战争之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包世臣强烈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鸦片走私，并对此作了比较深刻的揭露。他认为：“鸦片产于外夷，其害人不异酖毒”，而“买食鸦片，则其银，皆归外夷”，“银币周流，矿产不息，何以近年银价日高，市银日少，究其漏卮，实由于此。”④大量白银外流，又引起社会上银贵钱贱，而直接受害者却是当时社会下层的贫苦之家。因为，“小民计工受值皆以钱，而商贾转输百货则以银”“银少则价高，银价高则物价昂，又民户完赋亦以钱折，银价高则钱多，小民重困。”⑤
为了解决当时的银荒危机，包世臣一方面主张严禁鸦片；另一方面则主张改革货币。他反对王鎏“行钞而废银”，滥发纸币的主张，而提出以制钱为计算单位，有限地发行不超过市场流通数额的纸币，但仍允许白银作为货币流通，企图用这种“以钱起算”办法，来阻止银对钱比价的上涨，使物价稳定下来，从而减轻中小地主、工商业者和农民的负担。
包世臣对英国资本主义军事侵略，早有警惕。道光八年(1828年)，他在《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中，分析英国在乾隆年间占领新加坡后，便以新加坡为基地，向广东、福建沿海销售鸦片，造成烟毒遍天下，而沿海囤户往往“以囤土之多寡，计家产厚薄”，“粤中水师，皆食土规”。他认为“内地既有谋主，沿海复多胁从，英夷亦难保不生反心”，因而向姚祖同提出“须早为预防之计”⑥。广东按察使姚祖同将此信呈送两广总督李鸿宾，却被李鸿宾“笑为迂怯，置之不议”⑦。
道光十八年(1838年)底，林则徐赴粤禁烟，次年正月路过江西南昌，问禁烟之计，包世臣向他提出“止浊必澄其源，行法先治其内”⑧。而雷厉风行的禁烟运动，对英国侵略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英国侵略者为了坚持可耻的鸦片贸易，必定用武力挑起侵略战争。包世臣对英国发动侵略战争有充分的估计。他说：“今鸦片禁绝，则该夷岁入，什去五六。且邻国以畏其富强，为之役属者，亦有以窥测深浅，此英夷不得不以全力争此局者，固情势所必至，非仅前明倭患之比也。”⑨所以，他一再向林则徐等人建议招用澳门一带习海性的游勇四五千人，以增强抗英防御力量。
对当时整个抗英防务，他认为：“大海周环，西南自广东而东北至奉天，七省通海口门，皆一帆所达”，因而主张抗英防务“必宜通筹全局”⑩，反对着重偏防一隅，“而计出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尤其重视加强台湾和福建的防御力量。认为台湾孤悬海外，又是产米之区，福建则盛产出口茶叶，具有“制夷之权”，对这些战略上、经济上十分重要的地方，必须“增防严守”。而且，还注意利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运用“以夷攻夷之策”，使各国“集众弱以为强，共翦英夷于海中”，他主张对共同抗英有功者，“自当论功行赏，仍准通商，并分别功能高下，减免各该国货税。”⑾
他热情赞扬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愤发如云，义形于色”，认为“鼓其气而用之，犹当有济。”⑿所以，他主张选用英勇抗英的三元里义民充当水师，趁势修复大角、沙角、三远、横档、虎门炮台，并一鼓作气，直接收复香港。
对广东投降派辱国媚敌、倒行逆施行径，包世臣进行激烈抨击，他说：“广州之众五万，而辱逾城下，闻之寒心，言之腐齿”，并指斥他们“望贼辄奔溃，而掳掠齐民”，“主兵者复与兵朋比以仇民”⒀。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厦门失守，信到南昌，他预料“夷人必仍回定海，渐及宁波、乍浦、上海，入大江以绝运道。”于是，立即写信给钦差大臣裕谦建议在“圌山安设重兵，以备不虞”⒁。
包世臣相当重视镇守长江战略要地——圌山，一再驰书为嘱。后来，奕经部属飞调路过南昌向他询事时，他甚至专为“绘圌山图帖，说以防守之方甚具”⒂。而腐朽无能的奕经当时伙同耆英、伊里布正在热衷与侵略军“议和”，对他的圌山“防守之方”根本不可能引起重视，“以致夷船直抵白门”。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六月底，英舰八十余艘进逼南京。当时，包世臣寓住南京，过着“守贫乐饥”生活，“专以卖文售字为生”，仍满怀爱国壮志，热忱奔走，呼号民族救亡，不能自已。他深入当地清朝驻军，“遍过其营，讯问士卒”，了解河南和徐州兵“尚有气可鼓”，在清军军官中尤以河南总统游击陈平川，“勇而尚义，廉而轻死”，因而与他联络结交；同时，又千方百计向“上船为市”的小贩，了解英军舰队敌情，得悉七月二十二日英军头目将入城赴宴。他认为“逆夷骄纵至是，有机可乘”，于是，连夜写了一篇《歼夷议》，提出全歼英国侵略军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利用英军骄纵懈防的机会，以设宴其大小头目为缓兵之计，重赏招募敢死志士二百人，暗藏炸药在柴菜担内，上舰入舱炸毁机械；临江清军开炮助势配合，劲兵从太平门和神策门出动，分别兜剿蟠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