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也是在论述文字的变革、书法的创新。“顾氏隶辨，皆依韵分篇，便于检寻，然而偏旁错杂，不足于见八法之变”。“北朝唐碑各有体格一碑，又有碑之体格，有必不容出入者，可以兼擅诸家之长，若使一字北朝、一字唐碑，岂复成章法，此书之作欲使学者通书法之变”。杨守敬在此书中如此反复论述书法之变，其创新意识自然溢于字里行间。历代书家定论在书法上要有新造诣，必须具备“三要”，即一要天分，二要多见，三要多写。杨守敬在肯定前人三要的同时，又增以二要，即一要品高，他认为“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应该肯定，这是其数十年对书法、对人生的感悟。
杨守敬先生不仅学富，而且品高。一是潜心艺事，无心仕途，十分痛恨统治人民的当权派。他曾被礼部选为安徽霍山知县，他以“力辞不耐薄书”而拒任。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为了笼络人心，聘他为顾问，并加以参政任，他又以“年老无意出山”拒绝赴京就任。二是资助乡里，体贴民众。三是热爱祖国，驻日期间，购回了大量流失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化书籍，许多还是孤本，为保存我国的文化典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熔汉铸唐，独拔艺林的书法艺术。杨守敬于书法，真草隶行篆诸体皆擅，但最具特色的当推其行楷。其门人熊会贞称杨守敬“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虽有些过誉，但仍可窥见一斑。其年谱中“求书者接踵于门，目不暇接继之以夜”的记录，可知其书法在当时的影响。陈上岷先生对杨守敬的传世书法更是情有独钟，“熔汉铸唐，兼有分隶引楷之长，在清代末期，真可以说是继往开来，独拔艺林”。究其原因，有三：
一是见识广博。大凡作为书家，只有学富，才能眼高，只有眼高，才能手高。杨守敬先生即是如此。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杨守敬先生说：“多读书自能作文，多看名迹自能书”，这是至理名言。毕保厘在《楷法溯源》序中说杨守敬“收奇选异，积篑成山”。勿庸置疑，见识广博是其书法风格形成的坚实基础。
二是碑帖并尊，这是杨守敬书法制胜的高明之处。历代书家重视南帖，而杨守敬更注重北碑的研习。有清一代，大兴碑学，有人拒之南帖，把碑和帖绝对起来。而杨守敬始终碑帖并尊，唯美是尚，力破传统，自立门户。因此，其传世书法形神兼备，光彩照人。“既有金石碑碣的苍劲，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颇有英姿而无媚骨”（陈上岷语）。
三是多用侧锋。“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外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其说亦是甚辩，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说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收、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且亦安能诸法之妙乎？”这则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对先贤“笔笔中锋”、“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的撞击，也让人明白了一种哲理，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更可贵的是杨守敬不作凭空臆造，不作无稽之谈，而是身体力行去实践自己的理论，并使之光大。这样，促成了他的书法风格独特，有异人之趣的笔意。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其书法高古、深远、质朴、秀逸的一面。
光绪六年至十年在任出使日本大臣庶昌的随员期间，广泛搜集国内散佚的书籍，并带去汉、魏、六朝、隋、唐碑帖13000余册，致力于六朝北碑书法的传授，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贡献。著有《书举要》、《评碑记》、《学书迩言》、《望堂金石》、《重订说文古本考》、《楷法溯源》。论者赞许为千古绝业。《行书七言联》，书于光绪十三年（1887），纸本墨迹，行书。七言联1则，凡上下联14字，款9字。共23字。杨守敬精于书学理论，曾作《书学迩言》一书，阐述书法理论，多有独到见解。他的书法在日本影响很大，开日本现代书法的先河。这幅行书作品，运笔加强力度，撇、捺、垂露都笔笔送到，大有雄放之气，同时，在法度之中加以变化。亦有的笔画，如撇、捺却加以放纵，使整幅作品气韵生动而富有个性。字的结体取横势，是六朝碑版的特点。从行笔上看又不尽是六朝笔法，字里行间有很浓的粘味；每个字结构疏密参差，纯朴古拙，得自然之趣。整体章法一气呵成，气势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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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币研究
晚清时期，在古籍版本和金石学界颇孚盛誉的杨守敬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古泉学家和著名书法家。
杨守敬曾两赴礼闱不授，遂考取景山官学教习，期满用教职。后充任驻日公使黎庶昌随员。回国后，选黄冈县教谕，寻调黄州府教授。继保知县，加五品衔。张之洞督湖广，延为两湖书院教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经济特科，之洞奏举名列第一。选授安徽霍山县知县。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