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南迁後，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改善南方地广人稀的问题。侨姓世族大量开发无主地，建立方圆数十里至数百里的庄园，有效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由于世族垄断土地，占夺田园山泽，使得贫富差距极大。所以王导曾於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实施度田收租，以改变西晋时将田租与户调合一征收；咸康二年（336年）颁布「壬辰诏书」，禁止占山护泽。这些都意图减轻百性负担[15]。当时庄园除了有部曲、佃客外，还有门生及奴隶。中原人士带来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推广牛耕加快耕田速度。东晋南朝重视水利，代有修筑。最後，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发，农作物品种增加、生产量提高（如岭南地区一年可两熟）。长久下来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
《采桑图》魏晋墓砖画手工业主要由官府专营，设置少府及作部。冶炼业得到了发展，灌钢技术的发明，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在一起，工艺简便，生产效率更高，钢铁的品质也更好。在热处里技术中发明了油淬，使铸铁可锻化，最後锻件成为主导地位。纺织业用麻织成的布，马钧改良纺织机，品种及品质皆提升。当时制纸业除麻纸外也利用藤做出「藤角纸」。纸张已经可作出雪白纸及五色花笺，到南朝完全替代竹简和绢锦。制瓷业在制成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并广泛在南方地区扩散。例如浙江就形成越窑、瓯窑、婺州窑及德清窑。制茶业方面，由于晋代士人习惯饮茶并提倡以茶代酒，使需求提高，种植区域进展到东南沿海。造船业归官府管理，当时大船载重达万斛以上。由于江南水路繁多，所以十分兴盛。
商业方面，晋室南渡後，中原财富大多转移至江南地区，商业仍然兴盛，最大商业中心为建康、次为江陵。由于战乱与铜量不足，铸钱不足，币值处於混乱状态。贸易也有发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经营商业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粮食、布帛、鱼、盐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广州海上贸易发达，进口明珠、翡翠、犀象、香料，出口以丝绸为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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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此时期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该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不断的开发新领域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东晋结合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之後南北双方形成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统治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代文化脱离儒教影响而发展出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史学及新的科学技术。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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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於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汤，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於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後已破落琐碎，著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於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下，於240年－249年间发展并盛行。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於无」。「无」无法感应[16]，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於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
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於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於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後期，玄学代表为斐頠及郭象。斐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於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於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