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道武帝在征战过程中，接触到诸地的佛寺和僧侣，他本人好黄老，但也读过一些佛典，对于佛教，他还没有来得及兴建寺庙，延请僧侣，只听说过泰山僧朗的名声，他派人给僧朗送去一封信，以及一些礼品，称僧朗"德同海岳，神算遐长"，希望他"助威谋"，使他能够平定天下（见《北代魏天子拓跋书》，《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天兴元年（公元398年）他下诏在京城建寺，使信众有所居止，于是，"始作五级浮图、耆崛山及须弥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魏书·释老志》）。皇始（公元396年～397年）年中，他诏沙门道果进京，令其担任僧官沙门统，绾摄僧徒。
到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时期，道教天师寇谦之辅佐太武帝，以道教、儒教实施统治，道教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司徒崔浩手握重权，也信奉道教，并多次在太武帝跟前抨击佛教。佛教此前在北魏十分盛行，教徒泛滥，使大量的劳动力流失。
武帝崇武强兵，大量征调青壮年入伍，但是，人力不够。泰延四年（公元438年），太武下诏征沙门50岁以下强壮者还俗服役。第二年，太武帝攻凉州，大量僧徒顽强抵抗，太武想杀尽抵抗的三千僧众，因寇谦之等请求，这才赦免。
太武帝倡导儒学，主张整饰风化。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太武帝颁布灭佛诏，限期所有师巫、沙门还俗，否则处死。沙门玄高、惠崇等违诏，太子晃和尚书韩万德庇护，但最后还是被处死。两年后，太武帝第二次大规模灭佛。佛教至此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文成帝所面对的，是太武帝毁佛的残局，他在太武帝的废佛之后大力兴佛，他下令，各州、郡、县都建造佛寺一所，凡是想出家的人，不论其年龄大小，一律听任出家。他想用佛教来化恶就善，于是，以往所毁的佛寺，又都恢复起来了，佛像经论，又得以流传，著名的云冈石窟，也在文成帝时开凿。
云冈石窟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可以产生梦想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规模宏大，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雕刻精美，而是因为它在武州山脚下巍然屹立了1500多年，目睹过一个个王朝的更替，经历了一个个民族的发达与灭亡。云冈石窟可以说是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北魏－－一个鲜卑人的世界，就这样在历史的寒风里淡然消失了，而他创造的文明却永久地保留下来。以我们今天人的眼光看，云冈石窟是一部北魏王朝的断代史，馆藏着北魏王朝的历史；它更是一册鲜卑民族的文化史，浓缩着鲜卑民族的文化。
迁都洛阳后，公元500年，北魏开始开凿龙门石窟，但鲜卑贵族认为，那些基本上都汉化了的佛像已经不再属于鲜卑人了。于是，留在平城的鲜卑遗族们继续以己之力营造着鲜卑人自己的精神家园－－云冈石窟。公元523年，北魏发生"六镇起义"。承平日久，再加上佛教祥和慈悲教义的耳濡目染，草原部落的血性沉寂了，鲜卑人曾经引以为骄傲的杀伐武功没落了，北魏政权风雨飘摇，云冈石窟停建。公元533年，鲜卑人政权北魏王朝灭亡。隋唐以后，作为民族的鲜卑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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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古墓群
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冀后旗红格尔图苏木三道湾的一片古墓群，一九八三年七有遭到来严重破坏，面积达六千平方米，大小盗坑三百多个，白骨遍地，文物狼藉。经有关单位及时抢救清理，被盗的文物已陆续追回，残存的文件已收集起来，共获四百余件鲜卑文物，为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内蒙古文物队同乌盟文物站清理了二十二座残存的墓葬。这些墓葬有竖井、洞室；葬具有面椁、木椁等；葬式有单人，双人和多人合葬，还有特殊的无头葬，有头无身葬，这可能是较原始的割体葬仪，它反映了鲜卑人进入奴隶社会的一些特点。据初步考证，这里的古墓属于古鲜卑氏族制时代的集体墓地之一。
征集和整理的出土文物中，有陶器、金器、铜器、铁器、骨器、珠饰、五铢钱、桦皮器盖。以及皮革丝织品和漆器残片等。它们同扎赉诺尔墓殉葬品非常一致。其中骆驼纹金饰牌、叠马纹金饰牌、鹿纹金饰牌和透雕镂孔饰牌等，都是稀世珍品，是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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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山
史载鲜卑族“以山为号”，也就是说，鲜卑族的祖先以他们居住的鲜卑山作为自己民族的称号，但是鲜卑山的方位长期无考。
据《魏书》记载，“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公元443年，北魏太武帝派中书侍郎李敞前往祭祀，并在洞中刻下祭文。
1980年7月，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调查中发现了“嘎仙洞”，该洞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深山密林中的山崖上，洞中除了少量陶器、石器和骨器外，遗留的石刻铭文与《魏书》记载基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