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为了锡伯族。
锡伯族是古代鲜卑人的后裔。锡伯族最初游牧于大兴安岭东麓，世代以狩猎、捕鱼为生。16世纪编入蒙古“八旗”后，其社会组织发生了急剧变化，生产上转入稳定的农业经济。18世纪中叶，清政府为巩固西北边防，将部分锡伯族迁往新疆，尔后这些锡伯族在伊犁河谷屯田定居，开拓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锡伯”是本民族的自称。口语称siwe，书面语称sibe。历史上有“须卜”、“室韦”、“失韦”、“失比”、“西伯”、“席伯”、“席北”、“史伯”、“锡窝”等不同译音，都是siwe的同音异写。锡伯族的祖先是东胡系的拓跋鲜卑。早在东汉以前就活动在大兴安岭北段以“嘎善洞”为中心的地带，以“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公元48年以后从大兴安岭迁移到呼伦贝尔地区。此后又往南迁徙。386年，拓跋鲜卑的大部分进入中原，建立北魏政权，而另一部分以“室韦”为号，在嫩江左岸的绰尔河、洮儿河等河流域活动，其中的一部分室韦成为锡伯族的祖先。
在唐代，绰尔河流域的锡伯族先祖归属于唐。辽代，受契丹统治，多数人开始从事农业。辽亡金兴，锡伯族先祖又处在女真统治之下。元代，开始被蒙古族统治。元、明至清初，锡伯族处在蒙古兀良哈三卫中的福余卫的统辖之下。1593年，锡伯族出兵随科尔沁、叶赫、哈达等组成九部联军(3万人马)，与努尔哈赤交战兵败，从此，锡伯族开始部分地归属满洲。1636－1648年间，锡伯族军民同科尔沁蒙古一起被清政府编入旗兵，成为蒙古八旗的一部分。1692年科尔沁蒙古统治者将所属锡伯族军民进献给清政府，从此锡伯族摆脱了蒙古统治阶级的统治，开始被满族统治阶级控制，并被编入满洲八旗，移防黑龙江、吉林各地。1764年，清政府为了加强伊犁地区的驻防力量，抽调3000多名锡伯族军民迁徙到伊犁。从此，锡伯族形成了东西分居、小聚居大分散的局面。
锡伯族军民迁到察布查尔地区后，一直担负着屯垦戍边的繁重任务。从1765年组成锡伯营到伊犁辛亥革命，锡伯族一直是战时从征，平时生产，过着准军事化的生活。200多年来，为保卫边疆、平定内乱、抵御外侮、建设边陲做出了很大贡献。察布查尔锡伯族长期以来保持着自己的传统文化与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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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卑族的宗教
北朝兴自北魏，后来北魏又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东魏被北齐所代，西魏则为北周所代。北朝诸帝对佛教的基本政策以扶持为主，但也出现两次大规模的灭佛，足以使佛教吸取其教训。
北魏共历十七帝，一百七十一年，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北魏诸帝，除太武帝拓跋焘灭佛外，其余多奉佛，他们兴佛的情形，试举道武帝、文成帝、孝文帝以说明之。
道武帝是北魏的开国皇帝，鲜卑族本来对佛教不大了解，“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魏书·释老志》)。道武帝在征战过程中，接触到诸地的佛寺和僧侣，他本人好黄老，但也读过一些佛典，对于佛教，他还没有来得及兴建寺庙，延请僧侣，只听说过泰山僧朗的名声，他派人给僧朗送去一封信，以及一些礼品，称僧朗“德同海岳，神算遐长”，希望他“助威谋”，使他能够平定天下(见《北代魏天子拓跋书》，《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天兴元年(398)他下诏在京城建寺，使信众有所居止，于是，“始作五级浮图、耆崛山及须弥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魏书·释老志》)。皇始(396－397)年中，他诏沙门道果进京，令其担任僧官沙门统，绾摄僧徒。
文成帝所面对的，是太武帝毁佛的残局，他在太武帝的废佛之后大力兴佛，下诏说：
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用，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同上)
云冈石窟文成帝下令，各州、郡、县都建造佛寺一所，凡是想出家的人，不论其年龄大小，一律听任出家。他想用佛教来化恶就善，于是，以往所毁的佛寺，又都恢复起来了，佛像经论，又得以流传，著名的云冈石窟，也在文成帝时开凿。
云冈石窟孝文帝刚上台的第二年，就下诏整肃僧尼，严格限制无籍游僧的活动，至于有教籍的僧人的活动，必须持有各级维那的公文，他也禁止那些不顾财力，大兴豪华大寺的做法，把佛教的发展纳入法制和秩序的规范之下。这样做，可以纯化佛教，防止那些“无知之徒”败坏佛教的声誉，对佛教来说是有益的。实际上孝文帝本人是不反对佛教的，他常在寺庙设供，承明元年(476)八月，他在永宁寺设供度僧百余人，太和元年(477)二月，他又在永宁寺设斋赦死刑囚犯，同年三月在该寺设会听讲，命中书省、秘书省和僧人讨论佛教事宜。他经常诏立寺院，承明元年八月，他下诏建造建明寺，太和元年，建思远寺，太和四年(480)，诏立报德寺，太和二十年(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