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的豪言壮语：“我已选择的宗教要比以往的任何宗教胜十筹。其一，以往的宗教局限于一个国家和一种语言，而我的宗教则不同，它将流行于每个国家，它将采用所有的语言，它将传及天涯海角。”
对于实现这一理想所采取的策略，一是尽可能利用其他已经流传深远的宗教的教义、仪式和称谓；二是将摩尼教经卷翻译成世界各种文字，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三是尽量向统治阶层传教，以期获得合法地位。从其庞杂的教义来看，摩尼教是一种典型的混和宗教。它的善恶二元思想，来源于波斯原有的宗教祆教（Zoroastriani**）；其神祗此耶稣与经卷中人物亚当、夏娃来源于基督教自不待言，而其光明占有三个方位及黑暗居于一个方位等概念则来自基督教诺斯替派（Gnostics）；其苦行持斋不杀生的戒律主要受印度、中亚佛教影响。摩尼教经典先后由叙利亚文译成拉丁、希腊、科普特、亚美尼亚、中古波斯、帕提亚、突厥、粟特、汉、大夏、回鹘阿拉伯等十余种文字，其影响西起北非沙漠，东达中国东南沿海。在西方基督教统治地区，它被视为基督教异端，而在东方误解其为佛教一支，足可见其传播手段的灵活多样。
相比较而言，摩尼教向西传播的难度，要大于向东传播。西欧及拜占庭宗教势力十分强大，摩尼教二元论的教义明显与基督教一元论观点相悖。摩尼教在重重压制之下，难有立足之地。相反其在向东发展时，东方各国或者文化未臻成熟；或者如中国一样宗教势力弱小，宗教意识谈薄。大多数国家教乐于接受这些新兴宗教，像回鹘这样的国家，甚至奉其为国教，这在西方是不可想像的，其余地区的摩尼教虽没有获此殊荣，但也取得合法地位（或得到默认）。
摩尼教的东向传播，与所到之处盛行的宗教，尤其是佛教紧密结合。据考证，摩尼教初创时虽受了一些佛教的影响，其西向流传的教义与经典却极少有佛教内容。但东向传播的摩尼教则大量使用佛教用语，假托佛名、佛法，乃至自称“摩尼光佛”。吐鲁番残片T.M.389宣扬“明使的佛性”；摩尼教经文《观佛三昧海经》则云，“摩尼光佛出世时，常旋光明，以作佛事”；西域发现的摩尼教壁画常见摩尼教神祗脚踩佛教的莲台；摩尼教称神祗为“先意佛”，“夷数佛”。摩尼似乎与弥勒佛特别有缘，残片M801即称摩尼为打开乐园大门的弥勒佛；而M42则记载明使的训话：“由于你从佛陀得到本领与智慧，女神曾妒忌你。当佛陀涅般时，他曾命令你：在这里等待弥勒佛”。此处弥勒佛即摩尼。相反的，西域佛教也带有摩尼教色彩。如高昌回鹘第四节《八阳经》，将汉文的阴阳说改译为善恶二元说。在高昌古域、伯孜克里克、土峪沟等佛教遗迹中均发现有无论在主题与布局上都与摩尼教地狱十分类似的冥府壁画及图卷。
有了中亚这种佛教化的基础，摩尼教进入中国便少了许多障碍。传统观点认为，摩尼教正式由官方传入中国为694年：“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伪教入朝。”（《佛祖统记》卷39）摩尼教在中土大发展是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回鹘将摩尼法师带入唐朝“元和初，再朝献，始以摩尼至”（《新唐书。回鹘传》）。出于对回鹘的羁縻政策，唐廷正式接受了摩尼教，在长安建立寺庙，赐额“大云光明寺”。其后足迹遍布长江以南，荆、扬、洪、越等州先后建立大云光明寺，摩尼教盛极一时。
摩尼教盛行于中国，是其先天（其教产生时即受佛教影响，并接受部分佛教内容）和后天（中亚和东亚的摩尼传教士和经卷翻译者努力使摩尼教教义和仪式佛教化）两方面条件共同造成的。摩尼教善恶二元理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并无冲突，反而和阴阳两极概念很有貌似的地方（虽然他们的实质差别不小）。
摩尼教的极强生存适应能力，使其教义在中国传播时，尽量符合汉人的思维习惯。通过摩尼传教士们的大量努力，使摩尼教与中国本土已存的佛道各教之间距离日益缩小。
在佛教方面，除了上述在西域及中亚地区的考古发现外，善恶二元论能在佛经里找到对应：魔是梵语“魔罗”的简称，与佛对立，他们分别居“魔界”与“佛界”，佛须“摧伏众魔”、“以破诸魔”（见《首楞严三昧经》鸠摩罗什译）：“三际”理论十分契合弥勒观念的三世论：“初际”、“中际”、“后际”可以正好附会青阳燃灯古佛（过去），红阳释伽牟尼（现在），白阳弥勒佛（将来），而宇宙的终极目标，明教声称的光明世界，被普遍认为即弥勒佛所居信的兜率宫（佛教教义中六欲天中第四天界）。另外，摩尼教的光明之国有时也被附会成弥陀净土观念的“安养极乐国”（或讹传为“安阳国”）。摩尼教后来也合于禅宗，《摩尼教残经》有明使种十二明王宝树的说法，与达摩栽菩提子的禅宗传说十分近似，因为禅宗为上层知识分子所喜好，摩尼教也想借此跻身其中。需要指出的是，摩尼教与弥勒净土观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上文已经指出的几点以外，还有一个间接的证据：武则天695年自称弥勒佛化身，并以此名义建立和统治周朝（69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