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的日语教育，几乎一句朝鲜话都不会说。这些日本殖民时代的血淋淋的见证，成为视民族语言为生命的朝鲜人民的奇耻大辱！
虽然日本人以铁腕统治来消灭朝鲜人民的斗志，但爱国主义和独立运动的火焰从来没有被完全扑灭。1909年，哈尔滨火车站的几声枪响震惊了世界，舍生忘死的朝鲜志士安重根将侵略朝鲜的元凶伊藤博文送上了黄泉路。1910年前后爆发的反日义兵起义持续将近十年，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0月革命后，1919年3月 1日，朝鲜半岛爆发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著名的“三·一”人民起义，武装抗争的烽火燃遍了三千里江山，“朝鲜独立万岁”的口号响彻整个半岛。中国辛亥革命后，以金九为代表的朝鲜独立人士大批流亡到中国上海，成立了“朝鲜流亡政府”，进行不懈的反日抗争；其中引起轰动的著名事件是刺杀侵沪日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在中国“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朝鲜独立党成员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用伪装成水壶的炸弹将双手沾满中朝人民鲜血的白川义则大将送上西天，使其“乘军舰而来，躺棺材而去”，大涨了坚持抗战的中国军民的士气。在中国东北，大批朝鲜抗日游击队活跃在中朝边境，不时给日本侵略者以狠狠的打击。这些都向世界发出了朝鲜人民追求独立、要求摆脱日本残酷殖民统治的强有力的呼声。
在强权面前，所谓的“公理”往往保持沉默。西方国家从未对日本兼并朝鲜以及在那里实施的###有任何异议。早在1882年，美国海军准将舒菲尔特就跑到朝鲜强迫国王签订了一个所谓的“商务条约”。它规定双方互派外交代表，保护美国商船和美国公民，治外法权和最高国贸易条款，这个条约很明显是个对美国有利的不平等条约。但当朝鲜国王要求美国派外交事务顾问和军事顾问时，美国唯恐得罪了日本，迟迟未采取行动。美国自己承认：“美国在19世纪末对待朝鲜事务漫不经心。只有与远东的大国的关系才具有实质性意义。”这说明，与弱小的朝鲜相比，美国更看中与远东的大国——日本的“友谊”。然而一份美国官方文件还恬不知耻地宣称：“朝鲜政府有着无可补救的缺陷，而不宜予以任何保护，美国是对它惟一不怀私心的朋友——但并不想成为它的保护者。”当日本控制了朝鲜以后，作为所谓“不怀私心”的朋友，美国装聋作哑，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说道：“我们不可能为干预朝鲜事务而与日本作对……他们的防务不堪一击。”不仅如此，美国还和日本私下里进行了可耻的交易。1905年7月，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与日本首相签订了一个秘密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宗主权，以换取日本保证不干预美国在菲律宾群岛的利益。而朝鲜国王根据“舒菲尔特条约”的“官员条款”要求美国帮助的呼吁，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这就是美国所谓的“友谊”！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在近代同样命运悲惨并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却给予朝鲜人民的独立斗争以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国民政府在上海庇护了流亡的朝鲜独立人士；在东北，中国革命者与朝鲜抗日游击队并肩作战，结下了用鲜血凝成的友谊。
大国的角逐场二十世纪40年代中期，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进入尾声。当战争进行到第7个年头，美、苏、英、中所代表的同盟国将取得这场大战的胜利，这一点甚至连垂死挣扎的对手也不存在丝毫的怀疑了。此时的日本，早已将自己捆绑在法西斯轴心国的战车上，在盟国的打击下，正在一步步走向自我灭亡的道路。在日本压迫下暗无天日的朝鲜，露出了一丝解放的曙光。朝鲜民族的苦难，似乎也走到了尽头。
为即将到手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大国们并没有忘记朝鲜。1943年11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和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开罗宣言》中声明，“轸念遭受奴役的朝鲜人民，前述的三大国（美国、英国、中国）决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朝鲜自由和独立。”
1945年2月，德国法西斯即将覆灭的前夕，反法西斯同盟的苏、美、英“三巨头”约瑟夫·斯大林、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聚集克里木半岛南岸小城雅尔塔，举行会议商谈战后世界大事。
2 月的黑海海滨小城雅尔塔，不像苏联其他地区那样到处是冰天雪地。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这个曾经风景如画的小城满目疮痍，甚至连雅尔塔会议的主会场——宏伟华丽的里瓦基亚宫也不能幸免，德国人在撤退时把它洗劫一空。为了准备会议，苏联人费了好大的劲，从四处搜集物品运进里瓦基亚宫，但这无法避免邱吉尔把它形容为“所有会场中最差劲的一个”。
会议之中，三方围绕分区占领德国和柏林、苏联对日参战和战后世界的安排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前几次会议的友好气氛几乎荡然无存。不过，毕竟二战尚未结束，共同的法西斯敌人还没有最后覆灭，“三巨头”都心中有数，最终的相互妥协是不可避免的。
里瓦基亚宫坐落在离黑海海岸50米处，曾是沙皇的避暑行宫。1945年2月的一个下午，在里瓦基亚宫的一个房间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