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地窑去》(Up in the cellar)，导演塞奥多斯·J·弗里克。有几位新导演成了
斯皮尔伯格的朋友，像曾导过《大逃跑》(Riverrun)的约翰·考瑞，曾导过《嘿，
妈妈！》(Hi，Mam)的布里安·得·帕尔马。
革新运动的浪潮已经光顾环球公司很长时间了，但没有人面对它能很快作出反
应。经历过第一次浪潮的鲁·瓦萨尔曼对它的到来毫不理会，他所关心的只是环球
公司电视节目方面的生意。1971年，他委派纳德·泰恩，一个来自音乐行业，除了
年轻之外没什么特殊之处的制片人去了解低成本的“替换项目”。到1972年初期，
泰恩带回了蒙特·赫尔曼的《双行道》(Two lane Blacktop)，弗朗克·帕瑞的《
一个疯狂的女主人的日记》(Diary of a Mad Housewife)和约翰·卡少维兹的《米
妮和莫斯柯维兹》(Minnie and Moskowitz)。
斯皮尔伯格认识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忙于电影的事。当他回到好莱坞时，从南加
州大学那个还在播放学生们拍的片子的校园到普雷斯顿·斯图格斯关于圣莫尼卡时
期的回顾展厅，从穆索和弗朗克的中肉三明治店到科波拉的家庭聚会，这里的故事
还在继续。现在，找斯皮尔伯格的电话都是来自那些自称发现了一个被忘记了很长
时间的剧本并很想找他谈谈的制片人，而找他的人中也尽是麦特罗公司和福克斯公
司里的人，他们称想给他“提供机会和谈谈条件”。
米留斯给斯皮尔伯格拿来了一个最大的电影剧本《罗依·宾法官的生活和时间》，
后来这个剧本被约翰·胡斯顿买走。这是一部有宏大场面的西部片，是那种只有霍
华得·哈克斯和约翰·福特才能拍好的片子。1972年3月，当《教父》公演后，它的
巴洛克风格(曲折、模糊、离奇)，以及对富人们的描写使斯皮尔伯格完全陷入一种
困惑压抑的黑暗之中，好莱坞竟然能出这类电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科波拉与威廉姆·弗里德金还有彼特·伯格当维奇一起创办了一家“导演公司”。
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一种姿态，一个巨头们的联盟。他们彼此承诺去分享利益，可
到后来谁也不愿把好处分给任何人。旧好莱坞看到这一切得意地笑了，它以前就见
过这种组织，它们出现了又消失了。迟早这些人们会争吵不休，一两个人或许做得
比其他人好些，某个人或许在这个过程中勾引上什么人的妻子……这已经不新鲜了。
斯皮尔伯格惶恐地看着这些事情发展。在荣誉面前，在成名的机会面前，人们
变得愈加不道德了。这时斯皮尔伯格一直在执导《心理医生》，他应该冲到纳德·
泰恩给他提供的所有机会面前去，可惜既渴望成就事业，又在交易中始终固执己见
的斯皮尔伯格，与变化无常、面带讥笑的行政长官之间永远不可能达成默契。斯皮
尔伯格越来越相信：好莱坞是以“否定和错觉——尤其是否定”为特征的。就在泰
思成为负责人之后，斯皮尔伯格仍然没有发展机会，这真快让他发疯了。“事实是，”
斯皮尔伯格的一个朋友说，“史蒂文那时所做的一切就是想让他们给他机会拍电影。”
斯皮尔伯格说他第一次看到理查德·麦森的短篇故事《追杀》是在他的秘书娜
拉·泰森那里。一天她因看了这世界上最成功的男人杂志《花花公子》的内容而红
着脸走来，她让斯皮尔伯格看它1971年某版上登的一段故事，一个开汽车的人被一
个杀气腾腾的卡车司机所迫杀的经历。麦森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他和斯皮尔伯格
在写这个剧本很早以前就见过面，这个本子是根据麦森自己的一次偶然的经历写成
的。一次在他回家的路上，一个卡车司机企图在旧金山山谷附近将他杀死。这是一
个普通事件，就像《悠闲的骑手》影片中骑摩托车人一样。这种认为自己是一个中
仔英雄，喜欢按自己方式行事的卡车司机越来越司空见惯。剧中英雄戴维·曼是一
个很典型的老实人，在城郊有一座房子，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他开车上路是为了
去收一笔对他来说很重要的账。穿过某个县城时，他超过了一辆冒着难闻气味黑烟
的卡车，卡车司机认为这是一种侮辱，随着一路上两辆车的较量，卡车司机追着他
穿过一段锯齿山脊，最后两辆车在一个采石场相撞。戴维因较好的驾车经验丽幸免
一死。
如果不是斯皮尔伯格对电影如此热心，也不是像现在这样偶然遇上这个本子，
而是一位传达室的朋友或他所精心培养的关系网里的什么人为他挑选了一个已经在
制片人圈子里轮过一遍的令人感兴趣的什么本子的话，那情形就很有可能不一样了。
然而，他意外地遇见了这个本子，斯皮尔伯格便以影迷般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
追杀》上来。麦森曾为《迷离境界》写过其中几集剧本，《正在收缩的人》的初稿
也是他写的。
《追杀》这个剧本暴露了斯皮尔伯格对自己未来事业的忧虑。几年后英国评论
家高文·米勒逼着他去证实这种反映在影片中的忧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