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使用的那本红皮面的印度尼西亚护照，而且还亲耳听到了邓丽君对海关人员的“哦”——一种完全默认的表示。
1979年12月16日清晨，台湾的《中国时报》第三版上角，刊发了记者B 君采写的一条新闻，题目是《歌星邓丽君昨晚由台赴东京，所持护照表明该人已入籍印尼》。
该文的上方配发了一幅邓丽君戴墨镜在候机厅为旅客们签名的新闻照片，从而更增加了这条消息的新闻性。也正是B 君无意中写成的这条仅有数百字的新闻稿，拉开了“假护照事件”的序幕……
当日下午，在台湾“外交部”任职的留美硕士陈之栩，酒足饭饱之余坐在沙发靠背椅上翘起了二郎腿，叼着一只雪茄拿起一张报纸。他突然发现了B 君所写的那条有关邓丽君去日本的新闻，陈之栩的精神顿时一振，只见报上写道：“邓丽君小姐并不像外界所传的那样萎靡颓唐。林振发的不幸粹逝对邓小姐精神上的打击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一年多的时间已磨平了她心灵上的创伤，此次邓小姐去日本进行公开演出便是一例。邓小姐依然还像从前那样热情、友好，凡是请她签名留念的陌生旅客，无论尊卑，她一律从命，毫无大明星的架子。……但是在海关邓丽君小姐却以印尼护照过境，由此可见她已名花有主，入籍印度尼西亚，很可能从此在异国定居……”
“啊——？有这样的事？”陈之栩读了这条消息后暗暗地吃了一惊，因为在不久前他还听说邓丽君隐居在香港。为了能趁她刚刚失去爱侣的机会走进邓丽君的生活，家资殷厚的陈之栩，委实挖空心思，百般运用可能与邓丽君接触上的关系，千方百计地企图得到邓丽名的垂青。可是一厢情愿的热恋，很快就遭到了邓丽君的婉拒，令陈之栩万分失望。
但是，陈之栩并不甘心，他认为以自己在台湾的家财势力，只要孜孜以求，锲而不舍，那么迟早有一天他会获得这位歌坛明星的垂青和爱慕。现在报上的这则消息如一枚突然飞来的炸弹，炸得陈之栩晕头转向。如果一切一切都是真的，那么陈之栩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一种无聊的空忙吗？
在狐疑、惶惑、失望与愤恨的复杂情绪折磨下，陈之栩找到了那位发出邓丽君这条消息的B 君。只需三言两语，B 君就证实了陈之栩所急于知道的一切。
“这件事简直是不可思议，不久以前她还在香港嘛！为什么忽然一下子变成了印度尼西亚籍？”陈之栩一个下午都在思考这个在他看来十分奇怪的事情。为了追求到这位绝代女歌手，他一直都在打探邓丽君在林振发死去以后的行踪。陈之栩认为邓丽君始终在香港、台湾和日本一带隐居，可是现在B 君却见到了邓丽君在使用印尼的护照，这样就让陈之栩得出这样的结论：邓丽君根本就并不持有一份印尼的护照或者说印尼的护照是假的。他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和目的，在当天夜色笼罩台北市时，他一个人用“外交部”
的电话，接通了印度尼西亚驻日本东京的大使馆。很快，陈之栩与一位会说流利英语的印尼女外交官进行了如下交谈：“请问，你知道邓丽君小姐吗？”
“当然知道，她不是中国一位很有知名度的女歌星吗？”
“我们很想了解的是，邓小姐在最近是否到过雅加达？她究竟是去那里会见友人，还是在那里长久性地居住？”
“莫名其妙！先生所问的问题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邓小姐在一年前有过一次较为轰动的印尼之行，以后她又去雅加达演出了吗？我们为什么没有得到这样的消息？”
“对不起，三秘小姐。我们这里向您所询问的是邓丽君小姐在印尼具有长期居住权的传闻是否属实。”
“我认为这件事报荒唐，我可以明确地否认有这样的事情！”
“既然如此，邓丽君小姐为什么随身持有贵国的护照呢？”
“这不可能！”
“不但可能，而且千真万确。因为邓丽君小姐昨天傍晚从台北飞往日本东京的时候，使用的正是一本资国移民局颁发的正式护照。我刚刚又询问了桃园机场的值勤人员，他们也证实邓小姐确实待有印尼的护照，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你是说邓小姐现在就在日本东京？她是持一本我们国家的护照来这里的？”
“是的，邓小姐现在就在东京。如果你们是负责的，不妨去查一下邓丽君小姐的护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谢谢你们的提醒！”
印尼驻日本东京大使馆的三等秘书，在接到来自台北“外交部”陈之栩的电话查询后，不敢怠慢。她当成一份急件送到印尼驻日本大使的手里，请示此事该如何处理。
大使沉思了许久，说：“马上将此事以备忘录的形式照会日本外务省和移民局，请他们协助弄清邓丽君小姐护照的真实情况。”
翌日上午，也就是1979年12月17日——邓丽君将在东京新宿大戏院举行首场歌唱晚会的那一天，日本的《产经新闻》上突然刊登一条并不十分惹人注目的消息，标题为《邓丽君的护照是真是伪？》该文称：“一度在亚洲走红的中国歌手邓丽君，本月15日持印度尼西亚的护照来到东京。她此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