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清总裁已指示大园等人代表他的宝丽金公司出面力保邓丽君出狱，三谷清说：“无论怎么说邓小姐都是为我们公司才来东京的。现在因为护照就拘留她，实在太过分了！”
“我们移民局从来也没有捕过无辜之人，邓丽君小姐的印尼护照确是假的！”日本移民局事务长官依然以一张冷面孔来对待宝丽金的代表。他不待大园敏雄把话说完，就以不容置辩的语气对邓丽君案下了结论，他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迫不得已。因为印尼驻日本大使馆首先向我们提出有关邓小姐所持印尼护照真伪的问题，这就足以证明印尼的外交机构已经对这张护照做出了权威性的否定。既然护照是假的，我们移民局便
只有依法行事，该拘留就拘留，绝不会去考虑假护照的持有者是什么人！即便邓丽君小姐的名气大，即便她是大名鼎鼎宝丽金公司请来的客人，我们也不会网开一面，没有什么比我们履行职责更重要了！”
“我们抗议！”渡边正一见大园敏雄未及说完就被那位冷若冰霜的事务长官顶了回去，他立刻忍无可忍地拍案而起，激愤陈词说：“如果邓丽君小姐所持的印尼护照，当真如你所说是伪造的，那么事务长官下令拘查当然无可非议。可是经我们了解，那张护照确确实实是真的，而且还是印尼移民局的局长亲自批准发给邓小姐的，请问贵局悍然拘捕一位无辜的歌手，又该如何解释？”
事务长官将头一晃：“这……不可能吧？”
大园敏雄说：“长官，确有此事。我们愿以宝丽金公司的声誉对邓小姐的护照担保。她的这张护照是1978年去雅加达演出时，该国移民局官员作为国宾的特殊礼遇赠给的。邓小姐一直带在身上没有使用，这次偶而用之，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将来证实护照是真的，那么贵局无端拘捕一位有影响的外国演员，将是难推责任！”
“这不可能！”事务长官不肯让步。
“有什么不可能呢？”渡边反唇相讥说：“稍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知道，邓丽君小姐没有必要花钱去黑市上买一张假护照使用。从1973年开始，邓小姐一直作为宝丽金唱片公司的人员频繁进入日本，也就是说她有一本经过合法途径得到的日本国护照，请问，长期持有合法护照的歌唱家为什么再去花钱买一本假护照来惹麻烦呢？”
“这……”事务长官被渡边正一问得张口结舌，但是情知理屈的他又不肯认错，继续坚持说：“渡边先生，既然邓丽君小姐持有日本护照，为什么这一次又拿印尼护照入境？”
渡边据理力争说：“大国副总裁已经说过，邓小姐因事在台北停留，她是为了在48小时之内能飞来东京，不误彩排才不得不临时使用那本印尼护照的。她这样做本来无可非议，可是有人却无端加害，肆意歪曲，请事务长官尽快开释邓小姐吧！”
大园敏雄和邓锡泉见事务长官已经理屈词穷，无言以对，都齐声恳求说：“邓丽君小姐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宝丽金唱片公司愿意为邓小姐担保，希望贵局尽快让邓小姐恢复自由，以后我们宝丽金公司会将这张印尼护照的详细情况搞清楚的。我们保证邓小姐是清白无辜的。”
事务长官在宝丽金公司三位要员唇枪舌剑的进攻下，已知在匆促中误拘了邓丽君，但是他口气还是很强硬地说：“我们不能以你们宝丽金公司的口头保证为准。即便邓小姐所持的护照确是真的，也要由印尼驻日使馆提供出一份在国际上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放人，否则，任何人为邓丽君说情都是无济于事的！”
渡边正一气得胸口起伏，邓锡泉无计可施，大园敏雄见移民局这一关无法攻破，也只好妥协说：“也好，我们争取尽快让印尼方面出示一份文件，以求邓小姐尽快恢复自由！”
宝丽金唱片公司陷入困境。三谷清总裁腹背受敌，进退维谷。
在社会舆论方面，东京、台北、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的媒体，近日来长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有关“假护照事件”的报道和评论，有人公开指责宝丽金公司不能出面保护他们邀请的歌手。三谷清知道如果邓丽君迟迟不能释放，那么他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舆论上的挑战，甚至可能影响今后唱片公司在海外的信誉。在这种情况下，三谷清只得将开释邓丽君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印尼大使馆。
大园敏雄和渡边正一、邓锡泉已数次前往印尼驻日使馆，替邓丽君鸣冤叫屈，义正词严地要求该使馆尽快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此事，可是宝丽金唱片公司在外国使馆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江田岛先生，就请您帮帮忙吧！”东京的雪夜，干冷干冷。在银座一家高级料理屋的雅间里，幽幽灯影下摆着一桌盛宴。三谷清独自在这里宴请一位日本内阁的高官，他是大臧省的次官江田岛。此人从前是三谷清在商界的搭档，后来依赖政界的裙带关系得以青云直上，身居高位。现在三谷清为了尽快使邓丽君出狱，决定宴请江田岛来从中打通关节。酒过三巡后，三谷清恳切相求说：“所谓的‘假护照事件’已经闹得沸沸扬扬，邓丽君小姐在拘留所里已经关了整整五天了。如果再不将她放出来，日后我们宝丽金唱片公司又如何在东南亚做生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