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能忍辱自省，重振旗鼓……”
邓丽君在日本所发生的“假护照事件”，被各国媒体公开曝光后，她当年出道发迹的故乡——台北市也是舆论大哗。许多报纸当然是想为邓丽君鸣不平，可是他们因为得不到邓丽君在东京的真实情况与有利的证据而爱莫能助。自然，也有些台湾的报纸不念同胞的情分，随波逐流，大放厥词。有一张《XX日报》，甚至不顾事件的真相，只凭道听途说得来的传闻，对邓丽君的“假护照事件”大做歪曲的报道。该报居然以《邓丽君假护照事件真相》为题，以无中生有的事实蛊惑人心。
该文写道：“此次邓丽君因携带一张印尼的假护照在日本被移民局所拘，完全是因她一念之差所致。本来她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到一张日本国签发的护照入境，可是邓丽君为了避免招惹麻烦，抑或是为了借第三国的护照来抬高其身份，就在香港以14万美元从黑市上购得一张伪造的印度尼西亚护照，冒险进入日本国境。不料由于假印尼护照做工粗糙，加之邓丽君持伪护照进入海关时难免面需紧张，当即被海关人员发觉并当场确认该护照为伪造之物，邓丽君当场被拘。她为保全声誉，曾表示出一笔十分惊人的日元，以消除她的囹圄之灾。日本移民局官员当场揭穿邓丽君行贿伎俩，并当即对该人施行重罚。当夜在新宿之首场演出只好退票，邓丽君则被关押进位于东京城外的看守所。其景之狼狈凄惨乃是不忍目睹……邓丽君以假护照来蒙混入境，实在可悲可怜。如此结局，不仅对她本人不利，亦为国人和当局大丢其脸……”
正是隆冬时节，拘留所里十分寒冷。惨淡的冬日阳光透过铁栅窗口，投映进邓丽君单独囚禁的房间。十几平方米的囚室，并没有在电影上所见到的那种阴森恐怖，邓丽君毕竟是一位华人著名歌星，她住在这里显然还受到日本警方的优待。没有铁铐之类的东西加身，也没有监牢中常见的茅草地铺，她所睡的是一张木床，上面的被褥很整洁。囚室内设有坐便马桶，她的简单行李——一只红色的皮箱也被带到这间临时的囚室里来，那箱子里就有她此次惹来祸事的紫红色旗袍，而那两本印尼和日本的护照此时被扣在移民局里。
邓丽君很憔悴。淡淡的日光从铁栅门外投映在她那张突然消瘦的面颊上，虽然只在拘留所里过了两个夜晚，对于邓丽君来说却好像过了漫长无边的两年。那双漂亮妩媚的大眼睛是那么忧郁，眼窝也深深地凹了下去。她默默地坐在床上双手抱膝，低着头在想心事。她在想自己在突然之间从天堂掉进地狱到底是为什么？她实在想不通，仅仅因为使用了一下印尼移民局主动颁发给她的护照，为什么就被日方悍然关进拘留所？这对于自尊自重，平生很注意公众形象的邓丽君来说，真是一种残酷无情的打击。
“我的命真苦，我是那么地深爱着日本，深爱着那些欢迎我来访的歌迷，可是谁知道移民局会如此不讲情面，不讲道理，不问青红皂白就断定我那张来路正当的护照是假的呢？天理人心何在？”
昨天下午，当邓丽君独自在这间冰冷的小囚室熬过一夜零半天的时候，囚室紧闭的铁门终于开启。走进来的是恩师渡边正一和她本人在日本的代理人邓锡泉。他们是经过整整一上午的交涉，移民局才准许他们到拘留所来探望邓丽君的。邓丽君见了渡边和邓锡泉，如同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般，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邓小姐，请你坚强起来，不必哭，一切一切都会过去的。”渡边正一经理了解邓丽君的为人，他从事发当时就不肯相信她会做出如外界传媒上所大肆宣扬的事情。现在他是以无比同情的心情和邓锡泉一同来看她的，渡边说：“我和邓先生来见你，就是想请你将那张印尼的护照说清。它即便当真如外界所传，也大可不必惊慌。
我们只求你如实说出，千万不可有半句不实之辞，这样我们方才心中有底，前去和移民局说情。“邓锡泉见邓丽君在那里哭得伤心，也在旁边好言相劝说：“渡边经理是一位仗义的入，他来前已经去过了宝丽金唱片公司。渡边先生和三谷清总裁、大国敏雄副总裁说了许久，他说邓小姐是宝丽金公司邀来的客人，如今邓小姐发生了这件不愉快的事，宝丽金公司理应出面向移民局保释邓小姐出去。三谷清总裁自然对邓小姐此时的处境深表同情，不过三谷清说，邓小姐必须说出那张印尼护照的真实来历，才好出面向移民局做保，因此只好请邓小姐实话实说！“
“那张护照确实是真的，我绝不会有一句谎话的。”邓丽君想到这次在东京的无端蒙辱，痛断肝肠。这场从天外飞来的横祸对于一位单纯善良的姑娘来说，真是做梦也难以想到的。邓丽君便将她1978年去雅加达演出时，印尼移民局的高级官员如何主动为她颁送护照的来龙去脉，—一从头说起，末了她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渡边正一义愤填膺地说：“既然印尼的护照不是邓小姐花钱从香港的黑市上买来的，那么就可以断定是移民局处理有误。请邓小姐不必太痛苦，凡事应该往开想。我们很快就将和宝丽金公司一起出面，去找移民局交涉！”
当日下午，大园敏雄副总裁由渡边经理和邓锡泉陪同着，驱车来到日本移民局。来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