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搞好策反工作，由吴克坚同志与我建立固定的联系，传达周副主席的电文，还有党员徐大可也参加工作。”
我知道“翔宇”就是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当时的代号。
此后吴克坚、徐大可和郭春涛经常密商，讨论如何展开策反国民党蒋军的活动。我们有秘密电台，直接接收党中央的指示。这地下电台是通过杨虎的关系设在伪警备司令部的，因为在敌人窝内，反而更安全。对于策反的对象，开始的时候由郭春涛出面接头联系，工作将近成功时，再由徐大可与他联系。等到工作已完全做妥，再由吴克坚与策反对象最后接头。而我的任务是在策反国民党军和杂牌军的海陆空军以及警察人员等的行动中传递情报，做交通员之类的事情。
有一次，我到四马路中央饭店七层楼屋顶临时加盖的矮小房间里，见到我二哥生前的一个朋友，四川新蜀报总经理王伯与，这个人是无党派人士，有正义感，后来牺牲在重庆“白公馆”里。这回他是到上海、杭州来玩的。他介绍了一个叫晏道刚的人来。晏道刚曾经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工作过，因为对蒋不满而丢了职务。在敌后重镇的上海，由于我党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有很多敌军人员在新形势下急于谋取出路，晏道刚就是这样的人，他与郭春涛接过头后，就介绍了他的得意学生，国民党军事委员侍从室机要处处长化名“江浩东”的人，供给我们关于国民党的党、政、军各方面活动的资料。
江浩东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写过一篇关于宋美龄的桃色新闻，投到报馆，文章没有刊登，江本人却因此惹了大祸，被监禁八个月，险些送了性命。也许由此对蒋有所不满吧，提供情报表现得很积极。他把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在全国负重要责任的组织名册，将军统、中统、CC集团的一些内部情况，以及它们分布在长江流域一带的特务组织，都提供给我们。
党的地下组织选择了华龙路顾家武2号陈贤慧家作机关。陈贤慧是我的朋友，她是个爱劳动，性格温柔善良的妇女。她的女儿张凤君在中国科学仪器公司做机务、打字等工作。她们母女二人冒着风险协助我工作。每天由江浩东送情报，从顾家弄前门进去交给陈贤慧本人，然后由我从华龙别业后门进去取出来，送情报的与取情报的没有对过面，所以送情报的不知道取情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而我却把送情报的人了解得清清楚楚。有时我到得比江浩东早一步，就上楼在窗户玻璃窗里张望弄堂里来来去去的人。事先约定，如是紧急要件，就在封面上写“张凤君谨启”，立刻由贤慧送交我；不那么紧急的事情，封面上写“张凤君启”，则等候我按时去取。
我们所做的主要是军事方面的策反工作。此外若有重要情报，也及时处理，例如关于蒋匪特务准备搜捕交通大学地下党和爱国师生的黑名单，图谋暗杀宋庆龄的情报等。
我们本来想利用“中国妇女文化公司”的招牌作一下职业掩护的，可是由于Ｌ君的原因，这不行了。她利用总务主任的职务招摇撞骗，捞到了一大笔外快，心犹未足，还无耻地更进一步向我提出，要与国民党分子“合作”，妄想把公司的经济权交给国民党的经济特务头子陈××，开展文化事业的活动，要接受文化特务头子陈高庸的“指示”。我坚决顶了回去，Ｌ君见计谋未能得逞，就不择手段，朝朝暮暮率领国民党特务集团的一群小喽罗，借故跟我瞎缠。一个冬天的早晨，天气很冷，我正弯着腰站在日本式火钵跟前，把一支烧红了的铁火钳插在红火里，右手拿着另一支火钳拨弄着红得可爱的杠炭火头。我想把房间弄得更暖和些，这样才能够坐下来写点东西。忽然从我背后传来一声Ｌ君的怪叫：“打呀！把她从窗口掀下去，跌死她，粉身碎骨！”我猛回头一看，Ｌ君一双手早把衣袖口高高卷起，磨拳擦掌向着我准备动手了。在她背后还有一群年纪轻轻的男男女女。巧得很，那间房屋朝南的窗户下，顶着窗口摆了一张写字台，床铺又是靠墙放的，火钵子恰好放在写字台和床铺的中间，其余的就是一个死墙角。我的左右和背后都走不过人。我就一转身，左手随势抓住插在红火里的那把铁火钳横举起来，右手把另一支红火钳高高举起，双脚的重心踩得稳稳的，跟Ｌ君面对面相持着。我说：“恶鬼，你来吗？试试看！只要你动手，就回敬你这个！打得你脑袋分家，我可不负责任。”我又把一双红通通的火钳指向那站在Ｌ君背后的一群小喽罗，说：“喂，你们要做帮凶吗？我就左右开弓回敬你们这样一对好东西！”
Ｌ君虽然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看见我手中这么一对烫人的红火钳，吓得她立刻就把拳头松开来，缓缓放下。跟在她背后的那一群，看见我的个头儿比Ｌ君还高，手里还有这么一对新武器，不愿意吃眼前亏，都阴悄悄地灰溜溜地踉踉跄跄地直往外退。Ｌ君还在咋咋唬唬地弓起背、扭起一双脚，转身臭骂：“你们这些饭桶！”然后跟在那一群家伙背后，边骂边下楼去了。
对于Ｌ君的这种恶劣行为，我气得口吐鲜血。按我的脾气，非和她斗下去不可，但念及目前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不能因小失大，便决意解散妇女文化公司，剩余的经费归还原主。这样Ｌ君再也不能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