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纪门韩家巷一个贫民窟里有个破院，把它租下来，修理以后，才又挂上“东方文化协会”的牌子，原来的工作人员都散了，只留下一个秘书杨少屏，办理善后，工人只留下一男一女。家中仍然是川流不息的客人来会谈。还有，从近郊、远郊进城来从事民主活动的人们，夜深了或下大雨必须留宿者就留在我家里。此时我正打算回成都处理家业。忽然重庆警备司令李翰丞请我去一趟。李翰丞把成都地方军头目潘文华通缉我的指令给我看，上面写道：“查民国甘三年朱、毛、萧、贺率红匪长征，经过西、秀、黔、彭时，剿赤司令官为女匪秦德君所惑，不肯清剿，致有今日之延安政府，危害民国。今王总司令已故，着将迁居重庆的女匪秦德君逮捕归案究办……”上面还提到要没收我的全部财产。李翰丞对我说：“当心呀，谨慎些！潘文华叫我把你押解到成都去查办。”后来李翰丞夫人洪双瑜也邀我到她的新居李子坝“翰苑”去，她既沉重又愤恨地对我说：“该千万割万刀杀的潘文华，他见翰丞没有逮捕你，便派暗杀队来重庆杀你。暗杀队就利用专车贩运鸦片，到了重庆浮图关，警备队把鸦片没收了，把暗杀队的人抓进监牢关起来了。翰丞为了保护你，和潘文华结了冤仇。秦参议，当心哪！可能还有花招咧！”
如今，我在重庆的家被没收，在成都的家又被掠去，临时在韩家巷贫民窟新建的家，只能容得下二十人左右开会座谈。经济来源日益枯竭。欲话说，破船也有三个钉，只好将一些破烂清点出来，能进拍卖行的就送交拍卖行，不能的就在韩家巷口马路边摆地摊卖。那时的困境，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
当时，章伯钧为首的“第五党”（后改为农工民主党）、张君劢为首的“国社党”、曾琦、李璜为首的“青年党”、梁漱溟为首的“乡村教育改进社”、黄炎培为首的“职工教育改进社”、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在党的领导之下合组成为“民主政团同盟”，公推张澜为主席，后又改名为“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张澜是秦仲高的老师，秦仲文做旅长时又驻防在张澜的家乡四川顺庆，他们往还甚密。张澜介绍我加入“民盟”，任民盟中央的妇女运动委员。民盟组织部长原来是朱蕴山，后来改为周新民担任。
重庆有两个妇女组织，一个是宋美龄为首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物质条件好，经济充裕，有很大的会所，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是“夫人派”，俨然一大衙门；一个是邓颖超大姐为首的“中国妇女联谊会”，三十来个人签名发起的，开会只能临时借会场，但仍然举办了不少有意义的活动。我也是妇女联谊会的会员。
1940年，正当我的经济情况十分拈据时，适逢周恩来介绍苏联大使馆武官（后来是大使）罗申找郭春涛，请郭春涛帮助他了解中国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党派、各阶层的一些动态。罗申问郭春涛经济上有什么要求，郭春涛提出只需三个人（他自己、我和女儿秋燕）的生活费用，从此我在经济上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有时我也帮助郭春涛送材料到炮台街23号苏联大使馆罗申家里。1941年，春涛得悉，在奥国总理来访时，德国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春涛及时命我将这一信息通报给罗申。为了这一切，后来罗申曾送来一份由斯大林署名的致谢电报，对春涛给予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支援表示感谢，称他为“卓越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周恩来与郭春涛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彼此相处很好。郭很爱戴周，对他言听计从，周也颇信任郭，所以工作起来，一直十分顺利。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为着团结国民党内外的进步人士，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春涛和王昆仑、许宝驹等18人在曹家巷陈铭枢的家里和韩家巷我的家里，轮流聚会，多次座谈，建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简称“小民革”），王炳南参加了筹备工作。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在新形势下，为了团结国民党各阶层人士反对蒋介石独裁，在“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基础上酝酿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徐冰参加了筹备工作。有一次在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门前挂的“周公馆”招牌）开筹备会，柳亚子站起来严肃而激昂地说：“孙中山过去了，我柳亚子要坚决地领导国民党走以俄为师的道路，跟共产党走到底，不打倒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小朝廷誓不罢休。”
1941年开始的各种各样的民主座谈会中酝酿出来的“三民主义同志联谊会”筹备成熟了以后，于1945年10月28日在曾家岩“特园”开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以签名为序）：陈铭枢、阎宝航、谭平山、潘震亚、王光钧、叶南帆、何公敢、王葆真、杨放、于振法、张秉义、杨维懋、梁蔼然、杨集贤、丁日初、余俊生、王昆仑、郭春涛、肖隽英、吴信达、于志疾。杜云芦、叶和中、董冰如、高启杰、范朴斋、陈伦、秦德君、张赫荪、董紫剑、吴茂荪、柳亚子、朱蕴山、高崇民、邹民初、孙荪荃、许宝驹、马寅初、杨杰等39人。选举陈铭枢为主席，郭春涛为秘书长。成立中央临时九人干事会（即委员会）和临时监察会，同时成立了组织、宣传、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