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投身民主运动
到了重庆，我打定主意，带着女儿秋燕赴延安，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锻炼。这时重庆已成为国民党的陪都，我与重庆的郭春涛联系上了。他答应帮助我找关系，并护送我到达目的地后，他再赴苏联学习军事，回来参加抗战报效国家。但是周恩来指示他在重庆配合中共党组织从事民主活动，他便留下了。在郭春涛和朋友们的建议下，我也改为在白区同他一起工作了。
郭春涛原名“名忠”，湖南炎陵县（原酃县）水口乡人，1898生。1911年他考入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学习，在校曾参加湖南长沙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运动，从事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及抵制日货等活动，与毛泽东相识。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受到杨怀中、李大钊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郭春涛与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同赴法国勤工俭学。留法期间，组织成立湖南新民学会欧洲分支在巴黎留法学生的“工学世界社”，蔡和森被选为社长，郭春涛被选为秘书长。1921年法国政府应中国北洋政府驻法公使的请求，将有反北洋政府倾向的蔡和森、向警予、郭春涛、张昆弟、罗学瓒等人作为首要分子驱逐出境，遣送回国。
在广州，郭春涛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接见，并加入了国民党。继而又在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保障民权大同盟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1923年成立“中国人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李大钊为书记，郭春涛、丁维汾、顾孟余等任执行委员。共产党员乐天宇、陈毅等人为干事。两党共同组织北平市各界反对北洋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斗争。
郭春涛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1926年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郭春涛又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受派担任冯玉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处长。我和郭春涛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他是国民党武汉政府派去的人。当时，武汉政府还是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的政治路线，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春涛在西北军中是代表国民党方面的人，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我是随军女子宣传队队长，军特别党部委员，是代表共产党方面的。在整个行军和战斗过程中，双方处得很好。冯玉祥出师潼关，与广东北伐军会师中原后，郭春涛升任为西北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冯玉祥倒戈，清除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全部公开的共产党员被押送出境。郭春涛对我们相当同情，在我寻找组织，漂泊无依的困难时候，曾收到过他的来信，表示愿意筹款资助我出国去。后来，郭春涛又参加了国民党左派活动，反对蒋介石。
1931年，郭春涛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由马叙伦介绍，与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刘湘会晤，刘湘任命他为绥靖公署秘书长。郭春涛积极策动刘湘促蒋抗日。
七·七事变后，刘湘调任抗日前线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郭春涛担任该战区阵地委员会主席，直接参与指挥南京保卫战，直到最后撤离南京时，坠崖受伤。
1937年冬，刘湘在武汉病死，郭春涛也因反蒋而失业。
郭春涛是一个拥共反蒋的爱国民主人士，与共产党有着长期合作的亲密关系。
1938年初，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陪都”。1939年，周恩来指示，要王炳南与郭春涛配合，在重庆组织“东方文化协会”，目的是团结东方各国家、民族共同抗日。这样，郭春涛就放弃了先护送我和女儿到延安，然后自己赴苏联学习军事的打算，留在了重庆。他建议我“留下帮助他工作”，董老（必武）也建议我留下。而我也就被他们说服，成了郭春涛的助手了。由于志同道合，接触频繁，不久，我们结婚了。（此前，王心卫在成都已病故了。）我和郭春涛在报上登了结婚启事，婚礼简单朴素，就在杨虎（此人下面还要介绍）家备了薄酒，请了几位亲朋友好欢聚一番，就算告成了。从此，我和春涛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直到伴他走完人生的历程。
二 参与组建“东方文化协会”和“民联”
组建“东方文化协会”需要有个办公和活动的地点，这地点自然而然就设在我在重庆的家里了。
重庆储奇门内，凯旋桥下的一座三层楼绿房子，就是我在重庆时的家。自从蒋介石王朝从南京撤退到重庆以后，蒋家的军事委员会就把我的家屋占据了。我的表弟周宇寰本是个农村小学教师，投笔从戎，在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后被保送到德国深造，后回国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他和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唐纵的关系很好，郭春涛也熟悉唐纵，由于他们的斡旋，就由唐纵负责把我的家屋归还给我了。
那时，周公（恩来）、董老（必武）为首，和杨杰、杨虎、张澜、陈铭枢漳伯钧、姚觉五、郭春涛等不公开的九人小组，就在我的家里聚会。他们在客厅里会谈，由我一个人进进出出做招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