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女参议官
1930年秋天，一个黑沉沉的深夜，忠县江边一副滑竿上悄悄地卸下一具“女尸”，又迅即被人抬到守候在那里的一条木船里。木船立刻解开缆绳向下游的“鬼城”——丰都进发，这“女尸”便是我。
当年8月，我抱病从上海回到离别12年的家乡——四川忠县。母亲见我身染沉疴，非常心疼，百般照顾，希望我补养身体，快快恢复健康。但是好景不常，风波又起。因为两年前，茅盾在日本曾给我母亲一封信，说是我和他一道去莫斯科了。这次我回来，当地的青年党徒们硬说我是莫斯科来搞“赤化”的危险分子，要把我抓起来。怎么力？我只好装死，连夜从家乡逃出。由二哥秦仲文护送，在丰都，弃木船，搭小汽轮到重庆。先是寄居在临江门的姑母家。姑母的儿子，我的表哥熊福田，思想进步，是重庆有名的“红色律师”。后来，因疾病缠身，我的堂兄秦仲高便把我接到他们家疗养。
秦仲高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的机要秘书，有文才，与刘湘的秘书长刘庸彝是同窗好友。刘湘这个四川军阀，那时政治野心很大。想独霸四川，进而统治全中国。所以他四处网罗人才，收买人心。他听说我是抗清英雄秦良玉的后裔，又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原战役，在西北军中是个头面人物。在刘庸彝的推荐下，便任命我为第十一军司令部的参议官。从此，在四川军队里出现了我这样一个惟一的女军官。1931年的春天，举行了就职仪式。仪式是在二十一军的司令部礼堂里举行的。那天，二十一军文武官员齐集，我和秦仲高胸前都挂着军官出入证，“立正！”一声口令，夹道而立的两排卫队齐举亮堂堂的五尺长枪，向我们敬礼。到了礼堂前操场边，我和秦仲高下了轿，礼堂门前已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二十一军全体文武官员——文官则长袍马褂博士帽，武官则草绿色毛料军装，笔挺挺地。将官的出入证是红色的，校官的出入证是黄色的，尉官的出入证是蓝色的。人数可真不少。秦仲高向我介绍说，那站在第一排正中穿军装的高大个子就是刘甫澄（刘湘的号），他的确与众不同，目光炯炯，气宇轩昂。刘湘身边是一个穿着西装，头戴高帽的大个子，秦仲高说，他就是海关监督。刘湘身边还有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外交官，叫季叔平。
就职仪式之后，照了一个集体像，然后就散了。
秦仲高带领我到秘书处、军法处、副官处、政务处、财务处……这个处，那个处，一一走走。刘湘以重金聘任的顾问林润荪的接待室宽大堂皇。林顾问官是代表刘湘接待客人的，谁要想见刘湘必先通过林顾问。他也是“日理万机”，够忙的了。刘湘幕府里的人士，在就职仪式上都认识了我这个女军官。一时间，秦仲高家里便门庭若市。来客有的关心我的病情，有的串门聊天。可是我的病一天天沉重，腰痛得像被切断了似的，站立不久就想躺下去。我知道，病情与我的心情有关。我，一个共产党员，阴错阳差，失落了组织关系，像没娘的孩子一样，颠沛流离，身心交瘁。为了改变寄人篱下的状况，求得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我竟然成了军阀的参议官，虽然是出于无奈，但也是由于我政治上幼稚，走入歧途。每每想起当年我在革命队伍里意气风发的时日，总是黯然神伤。党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你的怀抱呢？
当时，社会上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仿效桃园三结义，纷纷结拜兄弟，以便互相扶持，结成势力。在秦仲高家里，刘庸彝、林润荪、秦仲文、新蜀报总编辑王伯与、民族资本家杨典章、佛教协会秘书长陈新之等，也相约喝血洒结拜兄弟。当时有人提出：“八仙过海，应当有个何仙姑”，于是他们七人把共喝的一杯血洒的最后一口留给我，一定要我喝下，这样我也成了他们七兄弟的姑小姐了。巧在他们都没有姐妹，从此，照看我病痛的人就更多了。医药及滋补品源源不断，我的腰痛终于好转。可是我又得了俗称“鬼摆子”的恶性疟疾，忽冷忽热，冷时像掉进了冰窑里，热起来像过火焰山，汗水把衣服被褥都湿透，从傍晚到天亮一个过程，被折腾得瘫在床上不能动弹，往往一个星期后才能走动。可刚养好点，冷不防地又犯病了。这样我被折腾得筋疲力竭，拖了三年多。最后不知谁找来一个偏方，竟用蘑芋根子炖鸡吃好了。接着我又得了一种病，发高烧到42度，胡言乱语，低烧时也是三十八九度。眼见病情日益恶化，我的义兄嫂们在护理我的同时，到大梁子棺材铺里，把我的寿衣寿材都买好了。这样，一直病到1934年秋，幸逢西藏的“松蓬活佛”从南京回到沪定，路过重庆，秦仲高求他救我。活佛说：“像这样的病，我们那里很
多，不要紧。”他把从西藏带来的一种土红色的药丸用冷水调散后让我吞下，我的病居然奇迹般地逐渐好转了。
光阴似箭，在我辗转于病榻上时，因刘庸彝大哥七十高龄的老母，身边没有女儿，就一定要我做她的干女儿。我在秦仲高夫人的陪同下到了小井巷刘公馆看望干娘，她一看见我，喜欢得简直合不拢嘴。虽然是小脚，仍喜孜孜地上楼下楼地带领我们，看看这，看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