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血了！”坐在我前面的青年战士，从他的灰布棉军衣口袋里掏出一大把花生，回过头来叫“大姐”，顺手把花生递给我，他又送一把给赶车人。他剥着花生，边吃边说：“那个护送鸦片烟的‘孝子’，只顾赚大钱，不肯花小钱请武装护送，赔了本还要吃官司，活该！”又说：“咱们也是护送鸦片烟进关的，什么事情也没有。”
我问他：“小弟，你们护送队能得多少奖赏啊？”
他眨眨眼睛回答我：“狗屁的奖赏！奉上级的命令，叫你走东，不敢走西，还不是原粮原饷，要是大姐不让搭车，还得乖乖儿跑回西安去，跑得快也得五天路程哪！大姐，你们南方多么好啊！到咱们这穷苦的陕西来教书，多么难得呀！咱佩服你，尊敬你。”
我又问他：“小弟，像你这么聪明，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不念书？”
他气哼哼地说：“哼，要吃饭啊！咱们穷小子，要念书谁给饭吃？”
忽然前面枪声响，我猛往前扒住窗格，想看看怎么叵事。青年朋友赶快伸手拦住我，叫道：“大姐，别动！”他飞快跳下车，他们四个都一齐把黑亮亮的手枪举起向空中挥舞着。
“前面有土匪劫车。”赶车人说。他停下骡车，用力把我往车篷里推。
不多时，勇敢的青年朋友们笑眯眯地回来，各人跳上各人的车位，继续前进。
“他们是土枪，咱们是洋枪。”青年朋友骄傲地说：“所以他们跑了，只劫了最前面一辆车，是法国神父的车。与咱们无关，随他去，别管他。”
出了山沟，道路就平坦多了。骡车辚辚，五天路程，平安地到达西安东郊霸桥，四个青年下车道别而去。临别时，我向他们致谢，问他们是那个部队的，他们回答是国民三军杨虎城的队伍。目送他们身影消逝，我倒有点伤感起来，他们都是劳苦娃子出身，能否做他们的工作，把他们引上正道呢？也没有问个名姓，唉！
到了西安，正赶上陕西省立女子中学校开学。跟党的负责人王寿金、刘含初联系接头后，我即担负起秘密的妇女工作任务。
生活的新的一页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