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致。这里平常不大有人来，所以谈话大多在这里进行。他也常在这里同别人谈工作，开小会。此外，他常检查我的学习，指导我读哪些书报杂志，训练我如何工作。
1923年春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就在梅庵进行，邓中夏主持入党仪式。介绍人是陈阵和黄树萱，她们是女师的学生。邓中夏把誓词写在一张纸条上：“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也许是情势紧迫，怕被人听见，他只叫我读誓词的最后一句话“永不叛党”，这场景、这句话毕生铭刻在我心坎上。
正是由于革命前辈的培育，特别是邓中夏的亲切教诲，我这样一个无知的娃娃，才懂得什么叫做革命，才懂得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社会最壮丽的伟大事业，是我所向往的事业。从此，我踏上了新的征程，我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不惜牺牲一切。
邓中夏稳重而安祥，经常面带微笑。因为他要领导各地的工人、学生运动，更忙碌了，不像从前那样打着漂亮领结，穿着笔挺的西装，而是一身不太整齐的普通学生服或是工人服了，头发也总是有些乱蓬蓬的。
通常他来找我，时间是在清早上课以前，或者下课以后的黄昏，有时径直到教室门口，向我打招呼。有一次，他一反平时的安详，紧张地叮嘱我说：“为了工作的需要，你必须多预备几套衣服和化妆品，随时准备送紧急要件。”
他给了我十块银元。为了节省，我到旧货摊先选了一身流行的衣裙，一双高跟皮鞋，一个漂亮的提包，一共花了三块钱。
邓中夏看了皱着眉头说：“莫非是害肺痨病死了的姑娘的东西？”他很不放心。
有一天，他向我演示如何对付反动当局的恶狗宪兵的检查。我们就在黄昏的时候，到梅花庵的大花厅里，把门关起来。他假装神气十足的宪兵要检查我，我也装作旅客大大方方，满不在乎地让他检查。
直到把我教得他认为能够使宪兵自发地以为不必检查的时候为止，这样他才放心叫我去执行任务。
一回，他叫我到苏州去。我穿一身白衣白裙白袜子，找到阎门临河的一家旅馆。
晚间的阊门仍然很热闹，人来人往，河畔仁立着不少穿宽条纺绸衫裤的女子，长辫子垂在背后，脚上平底绣花鞋，特别俏丽，有的还来回走动着，左顾右盼，不知在干什么。
我按约定地方登上二楼，走进一间房，在一张桌子后面坐下等候接头人。
一会儿，进来一个老头，身后带了一大一小两个姑娘。进屋一坐就拉起胡琴，那大的姑娘一下子坐到了我的身旁，唱起小调来。很明显，她把我认作风流少年了。接着她就要我出300元钱把她买去。正在我莫明其妙的时候，一会儿，进来一个穿对襟褂的男的，我看着像是接头人，便站起来，那老头和姑娘一见我这个剪短发的人下面穿的是裙子才一溜烟地跑了。我同来人对了暗号，对头，便按规矩交换了东西。
在我离开时，他笑着说：“你这个假小伙子，你懂吗？老头带的是妓女，如果你听完了小调后给1元钱，他们就会走的，不然就是表示要她了。不过，即便你答应了给300元钱，那女的也不见得会跟你走哩。”
又有一次，邓中夏找我送紧急要件到上海去，他告诉我，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目前分化得厉害，除了走向中国共产党的以外，有的走向了国家主义派，有的是风吹两边倒。他要我小心些，不能以为只要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人都是可靠的。
我立即打扮成一个阔小姐的样子，乘火车出发。
我把重要的文件放在包底下，把胭脂、口红、扑粉放在中间，上面就是邓中夏给我预备的精装本《圣经》、《赞美诗》。依照他的指示，我在火车上困倦的时候，就把《赞美诗》取出来作枕头，手里拿着《圣经》看，把书包压在身子底下。火车到达上海后，我直趋接头地点“一品香”酒楼，登上楼，停在一扇门前，照预定暗号先敲敲门，进去以后，看见天窗上角落边有一张白纸条时，我才把东西送给房子的主人。
“这是陈先生给你的，他还叫我来取东西。”我说。
那个人把东西接过去了，又给我一只小手提皮箱。他很不放心地用湖南话说：
“最好不要让人检查。”
我把小手提皮箱锁起来，演习开关纯熟之后，就把胭脂、口红等放在上面，然后告辞，搭早车到南京下关车站。
经过有宪兵检查的地方，我依照邓中夏所教的，大大方方走过去。宪兵要查一查，我从容地把箱盖打开，宪兵看见的只是些胭脂、口红、扑粉、《圣经》、《赞美诗》，又看到我很像个阔小姐，便在箱盖上贴一张“检查证”纸条，把手一挥，我就轻易地过关了。
邓中夏还给了我一项任务，叫我和张济帆、于泽洪一起到杨杏佛主持创办的《人权日报》工作，要我们半工半读。张、于两人是四川泸泸县川南师范学校的学生，恽代英培养的革命青年，现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学习。《人权日报》的
社址在南京北门桥附近洪武衡25号。我管总务，他们俩负责编辑与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