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要对你下毒手。”
恽代英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又抬起头来说：“别着急，出路总是有的，我有办法帮助你先离开此地。”
什么办法呢？以前，我曾向杨森建议，保送100名青年男女赴欧美留学。于是他就向杨森说，提前拨100元给我做路费去法国。杨森同意了，我便带上这笔钱离开沪州，先到上海，再作打算。
恰好，上海平民女学校，极需要人参加筹备开学，工作部的事情正等着人干。我就这样做了平民学校的工作部部长。朋友们取笑我：“啊呀，黄毛丫头当部长啦。”平民女学校于1922年春开学了，我人在上海，可心在法国，但工作又确实要我留下，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先服从大局。
平民女校开创之初，阵容确实可观。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等是文学部教师，柯庆施、沈泽民和我在工作部工作。工作部的车间有12部织袜机器，4部织毛巾的机器，再加我原来在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时学会的手艺，便可制造些轻工业日用品。可是开学后的劳动实践很不理想，能够经常在车间生产的人只有我和技术员阿金，我织袜子，她织毛巾。由于生产的人少，收入自然少了。这样，只能依靠文学部学生半工半读的劳动来支持学校起码的开支。
女作家丁玲，那时叫蒋冰之，女教育家王一知，原来叫做杨代诚，瞿秋白的第一个妻子王剑虹，都是平民女校文学部的学生。
李大钊、陈愚生等经常三。两两，到平民女校二楼亭子间商量事情。有一次，李大钊来得比较早一点，他叫我上楼去，又把亭子间的门关好，轻声细语地问我；
“你在工作室里，能注意到窗外的事，自己人来的时候，你处理得很对，万一有别的人来，你怎么办？”
原来，李大钊担心我年轻幼稚，当他们正在开秘密会议的时候，会把别的人也放上楼来，他便教我怎样对付陌生人。
上海平民女学校，因没有经济来源，到暑假以后愈加窘困，竟至无力再开学了。1923年，邓中夏担任上海大学的教务长以后，原来平民女学校的教师学生一并转到这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里，许多学生后来成为革命的种子，遍布中国。
1922年7月，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陈愚生、杨贤江等在上海聚齐，到杭州西湖去召开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把我也带到西湖去了。他们不放心我单独一个人留在上海。
在杭州召开了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大会。开会那天，正下大雨。我们走出湖滨旅馆，乘船摆渡到了湖心亭桥边。这时水涨上来淹没了桥上的通道。怎么办？我毫不犹豫地脱了鞋袜，赤脚趟水过去。
“哈，还是强盗婆有办法！”有人嚷了一句，接着一阵爽朗的笑声，大家也脱了鞋，纷纷趟水而过。
这次大会通过了表示反帝反封建立场，求中华民族独立的有关决议。宣言是恽代英起草的。
在湖心亭讨论修改宣言时，有些人不完全同意，大吵大闹。我当时只顾给大家提茶壶，端藕粉，好多内容我都搞不清楚。
会议以后，邓中夏因为工作需要，把我带到南京去考大学。我简直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五 “永不叛党！”
在火车上我忽然想到，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上过正规中学的娃娃，能踏进堂堂大学府的门槛吗？虽然曾经补习过英文、代数、三角、几何等，但已经荒疏了很多日子，又这样地匆忙，如何能够考得上大学呢？心里一急，就吃不下，睡不宁，闹起病来了。车厢仿佛挂在空中打转转，我头冒冷汗。邓中夏来到我跟前，像医生一样，用手摸摸我的额头，拿手巾擦干我额头上的汗水。他把自己正抽着的香烟往窗外一扔，坐下来。安慰我说：“小弟弟，别担心，我有办法帮你考上大学。”
他这一说，我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心里想：你是个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还会当医生，又像个心理学家，还能帮助我考上大学，难道是个万能博士吗？我疑惑而好奇地抬起头来，打量他。他身材健壮，衬衣还是雪白雪白的，领结还是那个酱红色的，笔挺的西装已不是咖啡色的而是浅灰的了，光亮的皮鞋也不是黑的而是黄色的了。啊！这才使我想到，夏天来啦！
邓中夏是打算先把我送到法国，然后再托人把我带到苏联。这个计划没能实现。现在准备在学校里开展学生运动，需要在各大学培养骨干。邓中夏叫我把头发蓄长，成为道地的女性。他帮助我进了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我原来报考的是文学系，经过入学体格检查，体育主任美国人麦克洛见我动作敏捷，身材修长，提出要我转到教育系体育科，邓中夏表示同意，他说，学体育锻炼身体，有充裕的时间参加社会活动。
在读书的同时，我们这些经济拮据的女生就为别人织毛衣，每织两磅绒线给六元，介绍所抽十分之一。我每月的伙食费是四元，这样也就够了。
邓中夏为革命事业奔忙于东西南北各地，他每次到南京来，都找我到台城、鸡鸣寺或那清静幽雅的梅庵去谈话。梅庵座落在原来东南大学后门角上的花园里，是一座带走廊的建筑物，三间草顶平房，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