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实地追踪调查。
他们对收容的７８名乞讨人员进行审查发现，其中河南籍６９人，收容暂押期间，公安人员对河南乞讨者的详细情况做了了解，并从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３人作为调查对象。
调查组通过走访乞讨人员家庭，与民政、公安部门座谈等形式，了解来京乞讨的主要原因。不以乞丐为耻的历史习俗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原因。民权县民政局局长梁立志说，旧社会生活贫困，部份乡、村就有外出乞讨的习俗，目前在一些村民的意识中，宁可让子女与外出乞讨人员的子女结婚，也不愿与修车、理发、种地人结婚的观念还存在。
把乞讨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一种手段，是一部份乞讨者认识上的误区。在个别乡至今流传着“外出乞讨转三年，给个县长都不干”的顺口溜。
这种“致富”手段在村民中产生的影响十分恶劣。民权县北关乡辛庄村的调查对象任某，就是听同村人说在北京乞讨能挣到大钱，便从４年前开始，带着一个残疾女儿长期在京乞讨，去年用乞讨所得购买了一台１６英寸索尼彩电，家中的部份房屋也进行了翻建。
还有不少乞讨者，农闲外出乞讨，补贴家用。公安人员在走访中发现，许多乞讨者缺乏致富手段，不掌握家庭副业的必要知识和技能，便利用农闲结伴来京乞讨。
乞讨者中有相当多的人好逸恶劳。以民权县为例，１９９６年全县人均年收入已达１６４２元，远远高于贫困县标准。县财政每年拨专款对孤寡老人予以帮助，各乡村也成立了富帮贫结对小组，全县不存在因吃不上饭、生活无着落而外出乞讨问题。被调查的３人均是壮年人，身体强壮，家中有麦地、果树、牲畜，如辛勤劳动，每年收入可达３０００多元。
民权县林其乡的杨某，４６岁，家有果树，但他不精心管理，长年不结果。其他村民种的果树则果实累累，生活得到了改善。杨某说：“种果树、种庄稼太麻烦、太苦了，不如到北京来讨钱，一伸手，就有人给，有时一天最多能要到５０多元哩，比在家种地可轻松多了。”
●遣返的困扰
常住北京的人都会发现，每当“五·一”、“七·一”、“十·一”等重要节日或重要活动，北京街头的乞丐就会不见踪影，而这些节日过后不久，乞丐便卷土重来。
公安部门每隔一段时间就“扫荡”一次，将乞丐们收容，遣送回原籍。可是，过不多久，乞丐们重又出现在首都街头。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治安处的王贵生告诉记者，这些年来，公安部门花了不少力气，每次收容之后，街面上就会干净几天，基层干警的任务很多，每天都有许多比清理乞丐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们，怎么可能天天守在那里呢。
据北京市信访、公安部门介绍，每年都有人民来信，呼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根治乞丐。外国人对北京的乞丐问题也十分关注。一位英国驻华使馆官员说，她１９８１年来北京时，几乎没有多少乞丐，如今北京街头特别是建国门外交人员公寓附近，乞丐明显增多，有的乞丐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东西，乞丐这么多，实在有损中国人的形象。
一位外商反映，他所住的建国饭店，门前的乞丐不仅多还特别凶，给钱少不干，还追着行人要钱，常常影响他的正常行走，中国政府应该好好管一管了。
●管理新机制——当务之急
基层的同志反映，旧的遣返制度没有得到有效坚持，目前的遣返办法作用又不大，是乞丐越来越多，越来越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
过去收容乞丐和盲流，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对被收容的乞丐，首先要与他们原籍的有关部门联系，确有其人后，经市公安局１３处批准才能正式收容。将他们送到收容所，定期遣返。遣返时不仅要将乞丐送到家乡，还要将他们交给当地的民政部门，才算完成任务。
改革使农民对土地依赖程度减轻，人口流动量增加，乞丐和盲流大量涌入京城。公安部门收容的工作量急剧增加，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无法适应新的形势。
前些年，公安部门在收容审批程度上做了改革，将审批权由市局下放在分局。对外交人员公寓这一带给予特殊政策，审批权限下放到了建国门外大街派出所。
建国门外大街派出所所长马海算了一笔帐，全所干警５０人，最后一次收容出动了三位所长，２０多名干警，共收容１９人。每次收容都要借车或租车，在往返昌平收容所的途中还要向收费站交纳６０元钱，每次行动至少要花四五百元钱。而这方面的经费一分钱也没有。
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遣返工作程序也大大简化。收容单位把乞丐和盲流送上火车，车到郑州站后，将河南籍的赶下去；车到济南，将山东籍的赶下去，就算了事。以至于出现遣返工作人员还未回到北京，被遣返的乞丐已经回到了京城的怪现象。
在外交人员公寓门前一条街上，有的乞丐已经被收容遣返了四次，在这条街上乞讨四五年的乞丐并不少见。
惩治措施不得力，是一些乞丐不愿依靠劳动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