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起来了。
“报社那两年也发生过这类事件，记得一起是打字员将‘打倒肖华’打成了‘打倒肖力’；一起是一个编辑在处理标题回行时，处理成‘反标’了。但张凯夫的事情当时对我震动仍非常大，我以为我的警惕性不高，他同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我怎么看不出他竟是一个反革命呢！可几个星期之后，当我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时，我才明白，当一个反革命是何等的容易。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他找到了《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的小册子，原封面上有标题，这是我们《语录》中需要的，标题上面有一幅毛主席头像，这是我们《语录》里不需要的。按发排稿件的习惯，他在不要的部分顺手画了个×，没在意正×在毛主席头像上。
“张凯夫做为活靶子，在大小会上遭到批判时，我还是安然无恙的。不做贼心不虚。
“就剩我一个人了，校对工作也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最后三天，天天干到12点以后才睡。
“最后一个晚上，已到半夜了，我在办公室里处理最后的工作。总编室战斗队一个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一会儿坐坐，一会儿翻翻报纸，一会儿来回走走。我挺奇怪，人家忙成这个样子，他还在这儿瞎转游，也不知有什么事。我没功夫搭理他，埋头处理我的事，当我把《毛主席指示》大样总校完毕，在付印单上签了字，一切工作就绪，抬起身来想轻松一下的时候，总编室战斗队的头头领着几个战斗队的成员，虎视眈眈地站在我的面前。原先那一位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我这时才意识到，他原来是来监视我的。
“我镇定了一下，问他们：‘什么事？’‘什么事！你别再装蒜了！你与张凯夫合谋在毛主席像上打×，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在这儿装糊涂呢！走！’说完还振臂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等等口号。
“我这时就是有一百张嘴也没用，我太累了，事后竟记不清我是如何与他们争辩的了。他们把我押到了临时关押走资派、反革命的‘小院’。我当时虽然很气愤，但是也抗不住长期疲劳和困倦，倒下来就睡着了。我心里没鬼，睡得也香。我想反正任务完成了，好好睡吧，休息好了，再找他们把事情说清楚，这样，我一连睡了三天三夜。
“我还是太天真了。在‘牛棚’里我多次写信找他们理论，还写了信给肖力，但都无济于事。他们不理不睬，一拖就是半年。后来又给我另加很多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巫陷迫害，并且抓了放，放了抓，使我成了个三进三出的‘牛棚’元老。
“最后一次是1971年，‘9.13’林彪出逃自我爆炸后，我又被隔离审查。让我交待在编《毛主席语录》过程中与林彪有什么联系，真是莫名其妙！
“《毛主席语录》在最时兴的时候，功劳都记在林彪的帐上，我该株连九族，照样株连。该蹲‘牛棚’，照蹲‘牛棚’，没有得到半点好处。可林彪倒台以后，却让我承担编纂《毛主席语录》的‘罪过’。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一次，报社有位领导同志私下向我透露：上面有精神，要批编《语录》的事，让我有个思想准备，不要来时精神上顶不住。社里老同志都知道，《毛主席语录》不是林彪指示叫编的，是我们提出要编的，也主要是由我负责编的。
“但后来，编《语录》的事没能批得起来。大概也是因为‘投鼠忌器’吧！
“《毛主席语录》是‘文革’前选编的，在过去的年代里，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在‘文革’中，林彪等人利用《毛主席语录》大作文章，以至搞到荒唐的地步，完全违背了我们当年编辑出版《毛主席语录》的初衷。其原因也是很复杂的，真正承担罪责的不应该是我们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