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以后交给你们胡痴管去！”车在京津公路上开，我们三人都不停地打瞌睡。
任务结束一趟任务徒劳无功
回到北京，已经过了半夜１２点。
戚本禹把我二人送到平安里３号解放军报社大门口，说声“再见”就走了。此后，除了在几次大会上远远看到他坐在主席台上，我再没有接触过他。１９６８年初，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我更是无缘同他“再见”。
回到报社，按照记者处领导的规定，我没有向别人讲过我的天津之行，报社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我去过天津。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完。
金秀芳同志从天津回来后，宋琼副处长又派她同两位刚从部队调来的年轻力壮的记者一道，再一次外出找李讷。他们３人从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到杭州，还是没有找到，只好无功而返。这是以后金秀芳告诉我的。我想这必是江青坚持要派人去找。至于为什么要到上海和杭州找，金秀芳没有说，我也没有问。因为有纪律，我不便多问，金秀芳同志也不便多说。
现在有些报刊文章说，李讷是１９６５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的；还有的说，李讷在“文革”外出串连，一度同家中断了联系，江青下令派人寻找，最后由《解放军报》记者在上海找了回来。
事实真相是她自己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她父母身边。她真正到《解放军报》工作，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月之间。
不期而遇她竟然到军报来工作了
１１、１２月之间的一天，我外出采访回来，我的直接上级、报社驻广州军区记者组长杨子才同志，突然找我说：“你上次到天津找的那位同志，现在到报社当记者来了！她如今的姓名叫肖力，你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千万不能说出去，要保密。”
惊奇之余，我很快找到肖力同志所在的办公室，远远望去，只见她身穿新军装，白净面孔，端庄大方，脸的轮廓像她爸爸，戴着白框眼镜，眉眼有些像她妈妈。
原来她是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高兴。能和伟大领袖的亲人在一个单位工作，我们是多么幸福呀！
以后我经常同她见面。我们都住在报社办公大楼的五楼，那是筒子楼，住在斜对面，可以说是朝夕相见。但因上级没有安排我同她合作采访，我就没有主动找她谈什么。每次相逢，只点头微笑而已。不知谁告诉她，我曾到天津找过她，有一次她正吃炒花生，就随手抓一把塞给我，以表示谢意。
我顺便问她：那次你跑到哪里去了？
她说：“我爬泰山去了。”
接着又说：“这次外出，对我锻炼很大，要自己找车坐，自己找住处，什么事都要自己干，长了很多见识。”
当时我听了很感动。她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拒绝养尊处优，真不愧是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优秀女儿。我想起了社会上流传的毛主席给李讷的题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李讷同志正是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认真实践的，她一定会成长为堪当大任的坚强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长期保密这在当时办不到
可是，她在报社要长期保密是办不到的。
“文革”以来，报社有的记者如杨子才等人上天安门城楼采访，见过她在伟大领袖身边，有的摄影记者还为她父女拍过合影；同时，她自己要长期隐姓埋名，也是不可能的。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变化，她身不由己，到报社不满两个月，就挺身而出，自我揭开了庐山真面目。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她组织了“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带头一举把胡痴、宋琼以及杨子才等人揪了出来，“开创了解放军报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
由她领导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左右了军报的运动，同时，她担任军报版面组组长（后担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执掌军报编辑出版大权。从我奉命寻找“北大学生”李讷，到李讷掌握军报大权，时间不到两个月。当然，几年之后，李讷同志离开了军报，又经过若干年，胡痴、宋琼等人都获得了“解放”和平反，杨子才九十年代初期还当了《解放军报》总编辑。这都是后话。
同时，随着“文革”的发展，我对许多事情和人物的看法也逐步深化。我庆幸那一次到天津没有找到李讷，没有执行那个神秘而又神圣的使命。如果在天津找到了她，并陪伴她到各地去串连，以后的遭遇真是难以设想。倘若在路上有一星半点差池，出点什么闪失，我如何说得清？以后想到这一点，想到那个担子的千钧之重，我很是后怕，甚至有些不寒而栗！至于那本北京大学学生证，我曾经保存了几年，却一直没有拿出来用过，后来把它毁掉了。现在我很后悔。我虽然不是货真价实的北京大学学生，但那本学生证却是真的，上盖北京大学的钢印，无疑是当时在北京大学掌权的聂元梓那派人奉“中央文革”之命给办的，至少可以作为一件“文物”保存下来，以纪念我那次不平常的天津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