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的任务，难道还能说二话吗？
寻找过程相当费周折
车子向天津开去，戚本禹和金秀芳坐在后排，我坐前排司机旁边。
路上，戚向我们介绍李讷的情况，说她是北大历史系毕业，如今在中央文革工作；说她生活非常俭仆，不讲究穿，不讲究吃，像普通干部的子女等等。
戚也询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是山东半岛人，什么时候参军入党，参加过哪些战役，什么时候当记者，等等。
我也反问他的情况，他回答比较简要，原来他是山东威海人，和我可算大同乡；而且他也３６岁，和我同龄。
车到天津市中心，大约上午８点钟。
戚本禹叫司机把车开离大街，找到一条僻静的街道，在一个中学的门口停下。
他叫我们在外面等着，自己进了学校。
这条街和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我早已忘记了，只记得行人甚少，比较冷清。
大约过了２０分钟，戚本禹从学校里走出来，满脸的不高兴和失望，对我们说：“她写信没说实话，她根本不在这里，这里已经没有外地来串连的人了。”
他转身对司机说：“到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很热闹，校园内人来人往，有住在校内的外地的学生，还有本市来看大字报的人，大字报的碎片、传单和垃圾遍地都是。
在南开大学我们也碰了钉子
我们找到学校的接待站，自称是北京大学的，来这里找人，请他们把接待登记簿拿出来。那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向我们要证件看，他打量我们一番然后说：“你们北大的老师也出来串连啦？”
他显然不认为我们是学生，而是把我们当成讲师和助教了。
冒充学生，我们３人的年龄和形象，明显是不合适的。
接待登记簿一大堆，我们３个人动手翻阅，主要查看近十来天的。戚本禹告诉我二人：“她叫李小江，就找李小江！”
我们一本一本地翻，一行一行地查，一个姓名一个姓名地看，查了一个多钟头，看得头晕眼花，就是没有查到“李小江”。
戚本禹大概也累了，提出到外地女学生住的地方去看看。
我们走进女宿舍，有的就是课堂改成的，看到不少外地来串连的女学生，但看不到我们要找的人。所有的宿舍都很肮脏，空气污浊，臭烘烘的，很难想象我们要找的人就住在这里。
茫茫人海寻找谈何容易
中午，我们在一间小饭馆吃饭。我忍不住地说：“既然她会改名字，又不写明住地，天津这么大，学校这么多，我们这样毫无线索地找，像大海里捞针一样……。”
不等我话说完，戚本禹就哈哈一笑插断说：“你是不是说，应当取消我们这次任务？”我连忙解释：“我不是说不再找，但这样找很难有结果……。”戚大概也觉得我的话有道理，就不再说什么。
下午，我们继续跑了一两所高等院校，校名我记不清了。反正进了学校先找接待站，翻阅接待登记簿。也不知查阅了多少本，都没有发现“李小江”。只在一个学校的登记本上，发现了一名“李小香”，也是位女性，但年龄和其他项目都不对，而且人早已离开，不知到那里去了。眼看着找不到人，戚本禹又交给我们一项任务，要收集各种传单。
天色已经很晚了，街上的路灯亮起来，行人越来越少。戚本禹说：“咱们找个部队给北京挂个电话吧！”
我长期驻广州军区，对天津驻军情况不熟。这时金秀芳说：“找６６军军部吧！”金秀芳长期在北京工作，知道一些驻天津部队的情形。
我们找到６６军军部值班室。值班干部见我们三位穿便衣的人闯进来，开始神色有些紧张和戒备，后来见我和金秀芳掏出解放军报记者证和工作证，就变得相当客气。戚本禹也有证件，还不止一个，我只看到他有一本《光明日报》记者证，上写姓名为“向东君”。
直接通话接电话人是江青
这时他什么证件也没有拿出来，全靠我和值班军人交涉。我说要向北京打电话，值班军人同意了，戚本禹就拿起了电话。我已记不得他怎么要的电话，不久就接通了他要找的人，头一句话他就说：“她骗了我们，她写的通讯处是假的……。”
他把在天津活动一天的情况给对方讲了，我当然不知道对方讲了些什么。戚放下电话对我们说：“走，咱们回北京！”
我忍不住问戚：“你跟谁通的电话？”
他说：“跟她妈妈！”
她妈妈？她妈妈不就是“敬爱的江青同志”吗？戚本禹跟江青讲话怎么这样随便和放肆呢？
我有点不相信，便傻乎乎地问：“是她妈妈本人吗？”
“是她本人！”
我们辞别那位怔怔地瞧着我们三个不速之客、有些莫名其妙的值班干部，出了６６军军部大门就往北京奔。
在车上，戚本禹突然说了一句：“她妈妈叫我带着她、管着她，我一个人哪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