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是证明；巩固国防极为重要，解放军必须进藏；解放军进藏后，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实行区域自治、军政制度；达赖保持原有地位；西藏地区内部各派关系，应本着团结精神协商处理。从双方的立场来看，进军西藏，可谓谈判的第一个难点，双方在此僵持了很久。
阿沛·阿旺晋美是西藏和谈代表团中最开明、最早倾向和谈的人，而且同中央人民政府方面已有一段接触，因此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力争首先说服他。作为列席代表、政治翻译的平措汪杰，是每次深谈的在座者。
中央人民政府的和谈代表以历史文献说明，中央政府派军队入藏早有先例；而且西藏长期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央人民政府派军队保卫自己的领土、保卫西藏人民，岂不是顺理成章之事？力拒解放军进藏，于情于理相悖。
在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持论有据、逻辑严谨的理念面前，部分噶厦和谈代表感到再难以坚守不允解放军入藏的条款。又经过反复权衡利害，特别是注意争取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达赖姐夫彭措扎西的首肯，总算是统一了认识。第一道难关，跨越过去了。
三、巧解心结
在广袤的藏区，"天上的太阳、月亮，地上的达赖、班禅"的民谚深入人心，由此可见达赖、班禅间的和洽及在西藏的地位。可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桌前，却没有班禅和堪布厅的代表；且在噶厦带来的五项条款中，竟有"请勿听班禅、热振的挑拨"一语。
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同为藏传佛教黄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大弟子。师徒三人，对黄教在藏区的产生和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藏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被称为"尊贵的师徒三人"。一世达赖和一世班禅，是情同手足的师兄弟，自转世制度形成，历代达赖与班禅都互遵长师幼徒之仪，相互尊重，情深谊笃。然而此时何以至此呢？
这与清代后期，国势衰败无力护卫边疆，朝廷对少数民族政策失误，引起其离心倾向有关。２０世纪初，英国侵略军进犯西藏，清廷一方面无力守边，一方面也希望不太听命的１３世达赖的势力有所削弱，没有积极支持抗英作战。
西藏抗英以失败告终，清廷驻藏大臣联豫在达赖出走印度后，假皇帝名义取消１３世达赖封号，将９世班禅曲吉尼玛迎入拉萨，出任摄政。此事虽遭曲吉尼玛坚决反对，但却为后世达赖与班禅间的不和，埋下祸根。加之噶厦政权和班禅本寺扎什伦布寺的部分官员，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大局，屡造纠纷，推波助澜，更深化了矛盾与隔阂。
后来１３世达赖重返西藏，九世班禅又因噶厦和堪布厅的关系恶化，于１９２３年底逃往内地，双方结怨更深。１９３７年末，空怀重返故土夙愿的九世班禅，在青海省王树圆寂。１９４９年６月，国民党政府确认在青海访得的灵童宫保慈丹（即贡布才旦），继任１０世班禅。８月，１０世班禅在青海境内尔寺坐床，但达赖及噶厦当局一直未予承认。
新中国成立后，１０世班禅立即给毛泽东、朱德致电祝贺。１９５０年１月，班禅及堪布厅又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亦对１０世班禅十分尊重，在西藏和平解放谈判时日确定后，特邀他也赴京。
谈判前，周恩来亲自指示：在谈判过程中，要十分尊重和充分听取班禅和堪厅布主要成员的意见。李维汉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平措汪杰和乐于泓布置说：此次谈判要涉及达赖和班禅的团结问题，要他们做阿沛·阿旺晋美和其他噶厦和谈代表的工作。平措汪杰说他们接受任务时，思想上毫无准备。
果然，当中央人民政府和谈代表提出要将有关班禅的内容写入谈判协议时，西藏和谈代表们反应强烈。他们说：中央人民政府关于谈判的１０项条件中，本无此内容；噶厦当局，也只是交代和谈代表赴京讨论中央和西藏地方的问题，根本没谈班禅的事。
李维汉郑重地申明：班禅问题必须包含在协议之中。班禅在宗教上与达赖地位等同，在藏区有着极大的影响和感召力，已明确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班禅，能同达赖及噶厦政权和解，返回西藏，对解放军进藏，对西藏地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走向幸福繁荣，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但西藏和谈代表坚决不谈班禅的问题，理由是九世班禅寂后，曾在青海、西藏、西康地区遴选出三位灵童，究竟谁是真正的九世班禅转世灵童，达赖、噶厦当局尚未表态。也就是说班禅的确定还是问题，怎么能谈他和达赖、噶厦的关系和在西藏的地位问题呢？何况代表们没有噶厦的授权，一定要谈的话，必须等待请示。
双方各不相让，谈判又一次陷入僵局。要打破僵局，首先要拿出确定１０世班禅合法地位的确凿证据。李维汉立即指令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迅速查清班禅合法性的问题。
范明很快得到了１０世班禅地位合法的部分证据，有原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