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根据地的国民党党员中，同情蔡先生的人尤其多。但是中国的和外国的保守人士却一致指摘北京大学鼓吹“三无主义”———无宗教、无政府、无家庭———与苏格拉底被古希腊人指摘戕害青年心灵的情形如出一辙。争辩不足以消除这些毫无根据的猜疑，只有历史才能证明它们的虚妄。历史不是已经证明了苏格拉底的清白无罪吗？
我已经提到蔡先生提倡美学以替代宗教，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北大文学院院长陈仲甫（独秀）则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认为那是使中国现代化的两种武器。自由研究导致思想自由；科学破坏了旧信仰，民主则确立了民权的主张。同时，哲学教授胡适之（适）那时正在进行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作表情达意的工具。白话比较接近中国的口语，因此比较易学，易懂。它是表达思想的比较良好也比较容易的工具。在过去知识原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品，推行白话的目的就是普及知识。白话运动推行结果，全国各地产生了无数的青年作家。几年之后，教育部并下令全国小学校一律采用白话为教学工具。
北大是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知识革命的种籽在这块小小的绿洲上很快就发育滋长。三年之中，知识革命的风气已经遍布整个北京大学。
这里让我们追述一些往事。一个运动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前因与后果。在知识活动的蓬勃气氛下，一种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迅即在学生之中发展开来。我曾经谈过学生如何因细故而闹学潮的情形，那主要是受了十八世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的法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同时青年们认为中国的迟迟没有进步，并且因而召致外国侵略，应由清廷负其咎，因此掀起学潮表示反抗。
一次学潮于一九0二年发生于上海南洋公学，即所谓罢学风潮。几年之后，这种学生反抗运动终至变质而流为对付学校厨子的“饭厅风潮”。最后学校当局想出“请君入瓮的办法，把伙食交由学生自己办理。不过零星的风潮仍旧持续了十五、六年之久。
表现于学潮的反抗情绪，固然渐成过去，反抗力量却转移到革命思想上的发展，而且在学校之外获得广大的支持，终至发为政治革命而于一九一一年推翻满清。
第二度的学生反抗运动突然在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发。此即所谓五四运动。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消息从巴黎和会传到中国，说欧战中的战胜国已经决定把山东半岛上的青岛送给日本。青岛原是由中国租借给德国的海港，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青岛。中国已经对德宣战，战后这块租地自然毫无疑问地应该归还中国。消息传来，举国骚然。北京学生在一群北大学生领导下举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千学生举行群众大会，并在街头游行示威，反对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高喊“还我青岛！”“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写着同样的标语的旗帜，满街飘扬。
当时的北京政府仍旧在军人的掌握之下，仅有民主政体和议会政治的外表，在广州的中山先生的国民党以及其余各地的拥护者，虽然努力设法维护辛亥革命所艰辛缔造的民主政制，却未著实效。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三位敢犯众怒的亲日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尽人皆知的。，这三位亲日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和另一位要员章宗祥———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对象，群众蜂拥到曹宅，因为传说那里正在举行秘密会议。学生破门而入，满屋子搜索这三位“卖国贼”。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了；章宗祥则被群众抓到打伤。学生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离去前把所有的东西打得稀烂，并且在屋子里放了一把火。
这时武装警察和宪兵已经赶到，把屋子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逮捕了近六十位学生带往司令部，其余的一千名学生跟在后面不肯散，各人自承应对这次事件负责，要求入狱。结果全体被关到北京大学第三院（法学院），外面由宪警严密驻守。
有关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严密的检查与封锁。但是有几个学生终于蒙过政府的耳目，透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机构发出一通电报。这电报就是五号上海各报新闻的唯一来源。
五号早晨报纸到达我手里时，我正在吃早餐。各报的首页都用大字标题刊登这条新闻，内容大致如下：
“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学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宪警监视下拘留于北京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被捕，下落不明。”
除此简短新闻外，别无其他报道。
这消息震动了整个上海市。当天下午，公共团体如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把那三位大员撤职，同时释放被捕或被扣的学生。第二天一整天，全上海都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的答覆，但是杳无消息。于是全市学生开始罢课，提出与各团体相同的要求，同时开始进行街头演说。
第二天早晨，各校男女学生成群结队沿着南京路挨户访问，劝告店家罢市。各商店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